8月27日，由省文联、省作协共同主办的2020年江西文艺·名家讲堂暨文学沙龙在南昌举行，知名小说家、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浩以《值得追问的文学常识》为题作了讲座。活动间隙，李浩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

　　记者：多年来您笔耕不辍，写了很多的“镜子”，小说集《侧面的镜子》《父亲，镜子和树》、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等，这些镜子里的原画是生活吗？

　　李浩：如果我们不狭窄化“生活”的外延，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且是唯一的源泉，这句话大约是正确的——把阅读得来的、基于生活和基于向往的想象也纳入“生活”的范畴之内的话，生活将是所有体会、体验和幻想的代名词，是一种总体包括。但事实是，我们习惯性地把“生活”看作是个体的日常经历，把源泉之中涌出的都规定为日常可见的水流，从而忽略了它汽化的部分和凝结而成的冰，当然更不会“看见”因阳光的作用而诱发的绚丽彩虹。

　　承认生活是文学的源泉，也是因为所有文学作品都有一种或明或暗的现实映照，在《聊斋》的鬼神狐仙身上能寻见现实世界的种种映射，在《变形记》中能读到现实家庭的影子……在略萨看来，所有的优秀文学作品都在试图表达作家对人生、世界和自我的“遮遮掩掩的真情”。当然，在写作过程中，作家们可以调动一切经验和想象，一切有利于表达并且更有趣味和效果的方式“为我所用”——现实经验是其中之一，幻觉和想象也是其中之一，对人对物的夸张性、寓言化改造也是其中之一。

　　记者：如您所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或明或暗地映照现实，那小说是不是只有书写现实才能有恒久的生命力？

　　李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最初的文学都是神话，充满着令人惊艳的不凡想象。在极为漫长的时间里，人类更关心自己到不了的“外面”，更愿意对久远的历史进行传奇化的重构和想象。

　　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强烈的“袪祙”功能，显真，同时科学也带动了人类的自我认知热情，“要了解的激情已经抓住了人类”（米兰·昆德拉）。人的位置在哲学中渐渐确立，成为核心，和它所伴生的是，现实渐渐进入到文学并将神话、幻觉和其它的杂生之物一一排挤出去。

　　在“现实主义”出现之前，书写现实的文字已经早早出现，但它们有点微弱。而“现实主义”从产生到勃兴，几百年时间，蔚然壮大。

　　是的，现实很重要，它能保障同时代人的敏锐共感，读者阅读时自我情感和认知的悄然添加。此外，作家还应该有能力建立一个虚构的、幻想的、完全不同的文本世界，尽管它一定会包含着这位作家真切的现实认知。

　　作家的“标识感”异常重要

　　记者：很多作家通过地域性建立自己的“标识感”，而记者好奇的是，您的作品中，似乎并没有很强的地域性标识？

　　李浩：就像威廉·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香椿树街……为自己建立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然后所有的故事、人物都挪向这一区域，让故事在极有标识性的“个人地域”中发生和发展——这种有意的“标识”会带来许多好处，譬如增加作家的辨识度，强化其个体性等。但它或多或少也会“限制题材”，或有后知后觉、似曾相识的后来感。还有一点，你需要保证自己所有的“地域书写”都是有效的、甚至是卓越的，如果其中的部分作品过于平庸平常，读者大约也不会特别在意你的这一“体系”。

　　作家的“标识感”异常重要，没有一个作家愿意自己是渺小的后来者，他们都希望通过写作为“个人的缪斯画下独特的面部表情”，希望即使蒙住作者的名字，敏锐的读者也能从文字的书写习惯和独特气息中指认出他来——是故，建立地域性标识成为那些先知者的强化手段，而地域性标识或许只是作家建立“标识感”的方式之一：

　　而我，尝试将人物父亲作为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我有意强化它，愿意让“父亲”这个人物负载我的几乎全部想说和可能的说出。或许，我们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进行调整，构建独一无二的“标识感”。

　　记者：讲座上，您提到自己“师承来自翻译和古汉语”，随着国际文化交流兴盛，包括文学在内，汉语受外来语的影响不小，文学语言要不要避免“翻译腔”？

　　李浩：每一种语言都在不断地改变、丰富和厚重，而赋予语言流变不居的往往是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在莎士比亚出现之前，英国人并不那么使用英语，是莎士比亚改变了英语的质地；在歌德之前，德语也并非像之后我们看到的样态……北岛有一个著名的演讲，“古老的敌意”，他提出文学葆有三重敌意，其中之一就是“对母语的敌意”，他认为作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丰富、拓展和改造自己的母语，让它变得更精确、美妙、独特、丰富、有活力，而不是使它固化成为陈词滥调。

　　随着世界文化交流的频繁，阅读翻译作品成为普遍现象，而小说的“翻译腔”还不那么明显，文艺批评受影响最深，其次是诗歌——接受外来语影响和接受“翻译腔”，涉及一个度，若我们把时光放得更久远一些，考察刻度更长一些，一百年后，两百年后，所谓的“翻译腔”很可能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语言方式，精妙、丰富、优质。到那时，也许没有人会那么在意它“纯正”与否，就像我们现在普遍使用“逻辑”“罗曼蒂克”等外来词。

　　文学之用是文学得以恒久存在的理由之一

　　记者：当下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文学乃“无用之用”，您怎么看？

　　李浩：文学“无用之用”，是对其趣味性和文学性的强调，是对“个人”的维护，对文学多样性、游戏性的维护——只是，文学“无用之用”催生文学更多可能时，某些作品却走偏了，似乎越来越不愿承担，遗忘了它原本重要甚者更为重要的功能——好的文学是对人和人生有作用的，它会帮助我们完成自我塑造，理解和认识世界，建立一种和世界和他人相对应的关系。对于鲁迅，或者大江健三郞而言，如果文学只是“无用之用”，他们未必会在文学中投入那么大的热忱，看重它的深意和现实针对、启蒙和治愚。《平凡的世界》《小王子》……在那些经典文学中，总能寻到它内在的、坚固的“用”。

　　事实上，文学之用是文学得以恒久存在的理由之一，它是骨，是根，是锚，是文学之格。当然，我们也强调它艺术和游戏的一面，趣味和极为个人的一面，然而，在强调这些时应当明确，这些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建筑于文学之用的基础上。

　　记者：您担任过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评委，您觉得文学评判有标准吗？

　　李浩：个人偏好影响文学判断，且文学标准没有精确刻度的标尺来度量，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即使在大师对大师的评判中，如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苛刻否定等。但它们本质上并不会否认文学评判的“标准性”。

　　事实上，文学有标准，而且坚固。中外许多名家都曾谈到文学标准，在这里我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新颖度，它要有独特而出人意料的“发现”，是“未有”的补充，展现给我们一种新可能，是我们无法从其他作品中读到的；二、问题意识和“智慧”度，它对人生的意义和启示；三、艺术性，它需要在文字中建立汁液和气息，让阅读者感受到故事、情感和文字的魅力。它需要建立恰当的甚至让人叫绝的平衡或危险平衡；四、内在真诚，作家创作，能让我们感受到作品中的某个人、某些人抽自他的肋骨，连接着他的血液。

　　这四个标准相互渗透，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会同时满足。我没将“好看”放在标准之中，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某种曲媚性，但我提及了“平衡”——小说中的艺术平衡至关重要，极大地考验着作家的敏锐和才能，它是一种更高级和卓越的“好看”。

　　记者：这次您来作讲座，许多基层作者特意从乡镇赶来。活动中，我还看到不少基层作者向您请教文学创作问题。对于他们，您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李浩：我也是基层作者，原先在县人民武装部工作，后来成了编辑、专业作家、大学老师。基层作家的优势就在于他们和生活之间的贴近，对当地了如指掌，每天能看到许多我们观察不到的复杂。

　　艾珂曾说过，有两类人适合当作家，水手和农民。水手周游列国，他去过的地方你不曾知道，他讲的故事你只能相信；农民当然不是指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指对本地了如指掌的人。

　　这是基层作家的优势，那他们的劣势又在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见解，基层作者比较容易受到某些理念的规范和束缚。但这种劣势的弥补远比缺乏生活的弥补要容易得多，你只要有耐心，训练自己的思维，就能很好地开阔视野。文学有条条大路，丰富多样，文学创作“耐力”比天赋更重要。

　　李浩，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父亲，镜子和树》《告密者》，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