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岸青

　　很难把此书归类，它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考古报告，更不是小说，最初我给它定的副标题是“关于双槐树遗址的文学报告”，可能算是一种解释。考古学中的古国时代，也就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以前我们可以在神话传说里对它膜拜，也可以去典籍里对它探讨质疑。但当你真要去实证它，对这个时代进行科学的描述，就会知道脑袋里的知识多么芜杂，很多时候不知道起点在哪里，又要走到哪里。

　　写作有关考古的文字，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因为考古的过程很漫长，殷墟挖了90多年，许多东西还要等待时间去呈现完整的真相。“夏商周断代工程”集全国各学科之精英，迄今已25个年头，繁本还没有出来。二里头遗址从徐旭生先生1959年发现，至今已经经历过赵芝荃、郑光、许宏、赵海涛四任考古队长，但关于夏的存在和分期还是热点争议话题。双槐树遗址的发掘还不到8年，我们要有耐心等待时间把它和我们都熬成老汤。

　　河洛古国是一个我们以往陌生的历史概念，要触摸它的温热，走进它的时光隧道，你就要了解古国、王国、帝国的时代分期，认识“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要了解考古文化中的仰韶文化，再拿它和传说中的黄帝参照；你要去另眼相看黄河、河洛，还要了解考古学中的地层学、文明判断的标准、文化因素分析法和文明发展模式等。这些常识尽管专著里都有，但要简单拿出来宣讲多半枯燥，而不按照它讲，又会有更多荒诞。写这本书时，我忍痛割爱了许多参与者，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断代程”、双槐树遗址发掘的3个重要引领者——李伯谦、王巍、顾万发作为书中的人物，再加上一个既虚拟又典型的双槐树村的村民，通过他们的人生来讲双槐树遗址的故事，也就是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前面5个章节主要是掉书袋子，解读大背景；后面6个章节，把双槐树遗址中的重要发现分门别类地去讲述，并在大中原的地域概念里，把它和仰韶文化时期里其他遗址进行比较。我之所以这样写，权且是给黄土胚胎上抹点清亮的釉色，好看些。如此，读者读到的文字可能会相对通俗，若有时间，拿它躺在床上慢慢看，也许会容易清晰了解；没耐性，拿到洗手间里，拆开碎片化地翻看，也能知道一点儿究竟。希望这个琢磨对你的阅读有所帮助，也给我以后的创作带来点自信。

　　双槐树遗址的发现算是考古圈子里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界，它对于中国文明进程的意义和价值会随着时间显得愈来愈清晰。但对于我们圈外人来讲，河洛古国的发现，对我们以往耳熟能详的传说故事的实证，其意味会更加深长。我们有了双槐树遗址的实证，就可以抵达中国历史的古国文明源头，从这座黄帝都邑回身转望，也为我们迎接夏商的王国时代指明了路径。双槐树遗址的出现，让我们重新思考了许多中国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在写这本书时，我和李伯谦先生有过很多次交谈，他在对苏秉琦先生考古学说进行研读时，也在梳理完善自己的学术思想，提出河洛古国不仅是对双槐树遗址的称谓，也是对原初中国的定位斟酌。他的思考与严文明先生对双槐树遗址的感怀诗篇，是考古学界两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不谋而合的意见，他们确认双槐树地区是黄帝都邑，表明了中国考古学家对黄帝时代不再是传说历史的鲜明态度。

　　生活让我有幸和许多考古人成为朋友和同事，他们或简单率真或认真执拗的性情与我十分契合，成为我个人职业生涯里最愉快的记忆。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100年，百年以来考古人用自己坚韧而严谨的治学态度，探寻了人类的本色、起源、真相，使遥远模糊甚至是消失的历史，又成为我们生活中鲜活的存在。这些记录和实证中国历史的人，很少有人去记录他们，考古人鲜为人知。尽管今天邹衡先生和安金槐先生、韩维周先生的铜像在商城遗址默默矗立，永远注视着这个他们热爱过的古都城市，但回想起来，还是有着许多遗憾。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便有了这样的想法：我这一生不可能是一个考古人了，那就努力做一个考古人的记录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