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佳佳

　　歌谣是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有调可唱的被称为歌，单纯口头传颂的被称为谣。在经历20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后，20世纪30年代，这种直观、有效的艺术形式在江西苏区大地获得了新的发展，书写了中国音乐史和革命史的新篇章。

　　与革命结合的传统歌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脱胎成苏区文艺的主流艺术形式——“红色歌谣”。这些红色歌谣由江西苏区群众创作，还经由他们的演唱，传颂到苏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风云激荡的江西苏区改革和斗争，为红色歌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红红火火的红色歌谣，不仅提高了江西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激励着江西苏区儿女去战斗。在与江西苏区人文历史的碰撞中，红色歌谣的内涵不断丰富，并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绽放出不同的时代光彩。

　　创作者、传唱者、接受者：

　　红色歌谣赋予苏区群众三重身份

　　传统歌谣的繁荣大多源于群众的自发创作，但苏区红色歌谣的蓬勃发展则肇始于中国共产党对歌谣这一民间文艺形式宣传价值的肯定和长期重视。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宣传工作的目前任务》，要求将一些党的主张“最好编成歌谣韵语 ”。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将“革命歌谣简直没有”作为重点批评内容。1930年，瑞金成立的工农红军学校下设俱乐部开展歌唱活动，各地列宁室也将歌咏活动列入工作内容，苏区红色歌谣的发展逐渐组织化。

　　为了加快红色歌谣发展，苏区大量领导人，如瞿秋白、李伯钊、邓子恢等还积极加入红色歌谣的创作中。一些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如崔音波、石联星等，也积极创作了许多红色歌谣。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单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其发展，效果并不好。因此，在领导组织、知识分子介入与引导外，鼓励苏区群众参与红色歌谣的创作，让红色歌谣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歌成为推动苏区红色歌谣发展的主要策略。

　　为此，中央苏区《红色中华》《红星报》等机关报开展了红色歌谣的征集活动，鼓励大量苏区工农兵投入创作。1933年8月31日《红色中华》刊登了《征求山歌小调启事》：“请各地及红军中的同志，有自作的或者老的山歌小调，无论抄写的本子或记忆的歌子，寄投《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

　　广泛的宣传和动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苏区辖下最主要的地域，江西苏区在红色歌谣征集和创作过程中贡献了数量庞大的作品，仅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红色歌谣》中就收录了487首江西苏区红色歌谣作品，其中大部分为当时群众自发创作。

　　除了创作，江西苏区群众还擅长演唱红色歌谣。江西兴国县长冈乡上社村的谢水莲为响应中央苏区提出的“创造百万铁红军”口号，主动发挥自己的演唱天赋，为当地群众演唱了许多富有鼓动性、号召力的自编红色歌谣。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在兴国的师部广场上，她满怀深情地为即将出征的红军登台演唱，“哎呀同志哥，哥哥安心上前线，屋下耕作莫挂心，父母爷娘有政府，早日打胜回家乡”的歌声，让台上台下的心连在一起。

　　在红色歌谣传播过程中，大量群众不仅能领悟其中的情感和主张，其中的一些人还能根据听到的歌曲进行二次创作。《苏区干部好作风》最早是兴国县群众看到长冈乡干部多次严于律己的行为后，情不自禁口头吟唱的一首歌。长宁乡塘石村女党员钟银凤听完后，重新整理编写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形成了今天广为流传的版本，而且教大量群众演唱，让苏区干部的美名到处传扬。

　　创作者、演唱者与接受者三位一体的角色，让苏区的群众对红色歌谣的理解和感受更深刻，因而他们创作的红色歌谣也更贴近自身的真实情感诉求，演唱时也更为动情，与听众更能产生共鸣。这使得红色歌谣的编唱逐渐成为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

　　土地改革、新生活、革命战斗：

　　为红色歌谣提供创作源泉

　　从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政权在瑞金建立，再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带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离开江西，6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到来，给江西苏区群众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激荡着江西苏区群众的内心，成为他们创作的动力，也成为红色歌谣创作的鲜活素材。

　　土地改革是苏维埃政权进行的一次重要社会改革。江西苏区作为土改重镇，不仅启动较早，且改革较为彻底。经过土改，江西苏区群众的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不仅经济上摆脱了地主豪绅的剥削，政治上也翻身做主人。这让苏区群众欣喜万分，纷纷用歌谣表达各自激动的心情。

　　红色歌谣《革命时调十二月》就全面反映了黎川县群众在土改后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的情况，从一月“双手提壶盛冬酒，台上果子用油煎，至今样样都松爽，因得抗债有分田”的丰足，到十二月“合作社内又分钱，提只篮子砍猪肉，剐头杀牲办新鲜，集股集得好唔好，平时买货赢上天”的满意，群众的幸福感溢于言表。

　　除了土地改革，中华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教育行政纲要》《小学教学管理法大纲》等法律法规，彻底改变了江西农村传统的家庭婚姻、劳动生产等社会关系。从此，江西苏区的妇女开始走出家门，投身到广阔的新生活中，工人的积极性更高，苏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长期无法接受良好教育的苏区儿童逐渐摆脱无知的黑暗，接受知识带来的光明，江西苏区群众的生活从此焕然一新。

　　为此，人们歌以咏志，诉说内心的感受。红色歌谣《上犹剪发歌》从剪头发这一生活细节出发，描绘了江西上犹县妇女摆脱封建家庭观念束缚，走出家门，参加劳动和革命的故事，“革命号召来剪发，妇女同志莫烦躁，剪了发，样样好，省的梳头又梳脑。随时外出随时走，免得前顾又后照”，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栩栩如生。《苏区工人快乐歌》描绘了瑞金地区工人在劳动权益获得保障后，愉快工作的画面，“生活真正好呀，大家么，实行劳动法呀”。而在江西瑞金、兴国、吉水等地广为流传的《红色的儿童》《儿童节歌》等则是苏区少年儿童快乐成长的见证。

　　此外，由于苏区一直处于战争威胁当中，加入红军，参与反“围剿”等军事斗争也是苏区群众创作的重要内容。大量红色歌谣，如《打赣州》《活捉张辉瓒》《打吉安》《打东江》《铁的红军在瑞金》《打龙冈》等，都真实地记录了那段硝烟弥漫的过往。

　　从土地改革，到婚姻、教育、劳作与革命战斗，红色歌谣展现了江西苏区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生动、细腻的歌谣不仅勾勒了一幅广阔的江西苏区生活画卷，更是被时光留声机刻录下的活的苏区生活史和革命史。

　　客家山歌、民间小调、江西民俗：

　　江西地域文化滋养红色歌谣

　　除了丰富而清新的内容，苏区的红色歌谣还有着多样化的载体。通过借鉴江西民间山歌和曲调以及江西丰富的历史文化，红色歌谣展现出较强的艺术性、娱乐性，而这也是红色歌谣摆脱最初口号式、宣传式的表现形式，向一门具有较强表现力、感染力的大众艺术转变的重要因素。

　　江西苏区地处客家人聚集地，客家人历来有唱山歌、小调的习惯，这些被客家人广泛吟唱的民间曲艺为红色歌谣提供了丰富的本土元素。

　　客家山歌常在当地群众田间劳作、砍柴、挑担的时候随感而发。这些山歌节奏自由、旋律悠长，适合承载叙事性较强的歌曲内容。《红军十二月》是兴国县群众自发创作的一首山歌，歌曲以记叙手法，描绘了一月到十二月红军的战斗经历以及红军保护下兴国群众平安耕作的劳动景象，歌谣中饱含着兴国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在苏区广为传颂。

　　而江西客家人唱的小调，节奏规整、婉柔自然，常被用来抒发内心的细腻感情。《七杯茶》就是南丰县群众用小调编演的一首歌曲，“一树红红石榴花，我当红军敬杯茶；一杯茶敬给我的爷，我当红军你管家……七杯茶敬给我的妻，我当红军你莫啼”，平缓的节奏中展现了群众参加红军的决心及对亲人的不舍，动人心弦。

　　除客家山歌和小调外，江西其他地区的斑鸠调等民间小调和民谣也为红色歌谣提供了较多文化元素，丰富了红色歌谣的表现形式。如《争先恐后当红军》借用了江西民歌《竹片歌》的曲调，《八月桂花遍地香》采用的是江西民歌《八段锦》的曲调。

　　此外，为了让红色歌谣更具亲和力，江西各地方言和口语被广泛运用于创作当中。如《乌云唔散天唔光》唱道，“乌云唔散天唔光，油芯唔点灯唔亮。土豪劣绅唔打倒，穷人样般见太阳”，其中江西方言“样般”就是“为什么”的意思，“唔”就是“不，没有”的意思。大量方言和口语的使用拉近了演唱者与接受者的心理距离，让红色歌谣为更多人喜爱。

　　另外，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大量江西风土民俗也被融入红色歌谣的创作中。如受低山丘陵、酸性红壤较多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江西茶业和茶文化，就在《请茶歌》等大量以茶为主题的红色歌谣中出现。而井冈山土地贫瘠，多出产糙米、南瓜的实际情况，又让红米饭、南瓜汤成为各类红色歌谣中赞扬井冈山军民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

　　可以说，在革命的背景下，在与江西地域文化的碰撞中，相对于传统歌谣，红色歌谣体裁形式也更加多元化，受众也更为广泛，这些正是红色歌谣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内因。

　　社会教育、动员战斗、红色基因：

　　红色歌谣绽放不同的时代光彩

　　作为一种适应革命形势需要而逐渐发展的文艺形式，红色歌谣从诞生起就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苏区时期，江西经济文化落后，文盲率较高，如何普遍提高当地群众的文化水平成为苏区政府的一个难题。而红色歌谣内容通俗易懂、节奏感强、易于背诵。于是许多苏区政府将红色歌谣汇编成册，作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文本，在各类红军学校、夜校、识字班广泛使用。大量红色歌谣入选识字课本、各类政治教材等，短时间内提高了江西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同时，红色歌谣与苏区革命同频共振，在动员苏区群众参加战斗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33年至1934年的扩大红军运动中，以瑞金为中心的大量江西苏区群众踊跃报名。妇女们唱着《十送我郎去参军》《送郎送到十里坡》，动员家中男子参加红军。儿童们高唱“立正敬礼唱歌来欢送，祝你们上前线消灭敌人”为亲人们送行。歌声中传达着期盼与勇气，让亲人们获得前行的力量。这一刻，红色歌谣不仅是离别的歌，更是战斗即将开始的号角。

　　从苏区到解放区，红色歌谣伴随着许多离开亲人的红军战士度过孤独艰险的岁月，成为关键时刻激励他们冲锋陷阵的精神力量。从解放区到全国，红色歌谣又成为一种革命印迹和历史被口口相传，这些生动的歌谣让当代人在歌声中重返历史现场，从中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创业维艰，重温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岁月不居，歌声飘过近一个世纪，一些红色歌谣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并经过重新演绎成为现代经典歌曲，但它们鼓舞人们昂扬向上的精神内涵却没变。红色歌谣依然以其新的形式影响着时代的进步，鼓舞着今人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