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贵芳

　　我穿梭在一个个红色金融旧址。

　　中国金融已如许发达，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日新月异，其根在哪里，魂是什么？那穿越纷飞的战火，从一张“苏币”中挺起胸膛的共和国金融，隐藏着怎样的基因密码？那历史悠久的红色金融，我们今天该怎样完整叙述其历史，准确表述其精神？

　　一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在《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用诗一般激情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富有预见和远见的人，都懂得并善于看“桅杆”。

　　中国革命如此，共和国金融亦然。毛泽东等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没有金融作保障，红色根据地谈何生存和发展？

　　因此，当红军抵达赣南关山后，迅速落地生根，发展壮大。在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后，又迅速成立了国家银行。

　　毛泽民受命担任国家银行行长。作为一名军人，他渴望的是策马扬鞭，冲锋陷阵，疆场杀敌。但苏区革命告诉他，还有一种战争，叫做共和国金融。

　　的确，共和国金融自诞生起，就沾满硝烟。

　　作为一名“带枪的行长”，毛泽民领着银行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冲上战场，一手拿算盘，一手拿枪，深入前线接收、押运战利品，筹集军费和战备物资，在刀尖上筹款，在战火中营业，想方设法打破封锁，千方百计发展经济。

　　枪杆子与钱袋子，就这样相依相生。钱袋子需要枪杆子保护，枪杆子需要钱袋子支撑。

　　他们的足迹踏遍赣南、闽西的山山水水，算盘声淹没在猛烈的枪炮声中。

　　漳州一役，两名银行工作人员倒在了疆场，鲜血染红了手中的银元。

　　长征途中，国家银行被编入十五大队，用“一根扁担”把国家银行挑到了陕北。这是世界金融史上唯一一次国家银行用肩挑背扛的方式进行的长途大搬家。一路上，不断有同志倒下，或战死，或饿死，或冻死，或累死，或被雪山草地吞没。到达陕北时，14名国家银行干部牺牲了6位，200名运输工只剩下两名。

　　二

　　如果这些还不够贴近金融，那就让笔触穿过战场，深入到金融运作本身。

　　受命筹建国家银行的毛泽民，千挑万选了4位跟银行工作沾过边的人。5张白纸一样的履历，要做一件从未做过的金融大业，办一个从未办过的国家银行，建一套从未有过的中央银行体系，想想都犯难。

　　历史的神奇之处即在于此。他们来不及考虑自己是否能行，就在瑞金叶坪村租了个农家小院，拉开几张桌子，摆下几把算盘，楼上办公，楼下营业，开始了国家银行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在这样一个“袖珍银行”奠基。

　　且看看他们经历过怎样的传奇。

　　众所周知，“挤兑”是最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足以让一个银行彻底破产。刚成立不久的国家银行，就得面对这致命风险。

　　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在经济金融上大做文章，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制造大量假币流入苏区，造成苏区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百姓恐慌不已，手持苏币，成群挤到银行兑换现洋。

　　“国币信用，必须保证！凡来兑换现洋的，一律保证兑换。”毛泽民的话语坚定，可内心却隐隐不安。银行库存的现洋能顶多久？一旦银元储备被挤兑一空，苏币信用将马上崩塌，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组织人马，将藏在石城县烂泥坑秘密金库里的金银财宝取了出来，在营业厅摆下“金山银山展”。

　　次日，营业厅准时开门，如潮水般涌来挤兑的群众惊呆了——一座由金条、金锭、金项链、金戒指垒起来的“金山”巍巍耸立柜台上，层层叠叠的珍珠、玛瑙卧在“山脚”，如一条盘龙。旁边，是用银锭、银元、银针、银链搭成的“银山”。

　　群众瞬间“石化”，大厅里寂静无声。从小到大，何曾见过如此多的金银珠宝！

　　苏维埃政府趁热打铁，把棉布、食盐等日用品大量平价出售，明确只收纸币，不收现洋。百姓见此情景，又到银行兑换纸币，购买生活用品。没过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一场挤兑危机，就此平息。

　　行文至此，不得不敬佩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漳州之役，缴获和筹款100多万元银元和金银珠宝。毛泽东把这些金银藏在石城县的秘密金库，要求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动用。这批财宝，仅动过两次，一次是应对这次挤兑风波，一次是长征撤离时被带走。试想，若没有这批备用金，国家银行能否有效化解这次挤兑风波？

　　共产党人的金融想象力着实惊人。

　　面对国民党“假币幽灵”的冲击，毛泽民从羊毛衫被油灯点燃发出焦味中受到启发，在制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又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从此，苏区货币多了一个防伪标志，国家银行多了一道金融防线。

　　他们从零起步，在极短的时间内发行了货币和债券。没有印钞用的纸张，他们深入深山老林的纸槽调查，发明了用原料加布、树皮、麻，用石灰水漂、捣、舂，再用醋浸泡的办法造纸；没有印钞油墨，他们发明了猪油拌锅灰的办法；他们还从一张战场上缴获的“税收事务四联单”得到启示，设计出了国家金库收支账册……困难一个个被克服，难关一道道被攻破，一套完整的金融体系就此建立，为中国金融事业发展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实践和预演。

　　三

　　当然，这还不算金融的本质。金融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来自民心。

　　一直以来，党领导的民主政权都是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和拥护基础上的。红色金融更是直接为这种信任服务。

　　国家银行制定了《借贷条例》，明确规定借贷利率“短期的不得超过月息一分二厘、长期的不得超过月息一分”。同时发动群众创办信用合作社，从信贷资金方面给予有力支持，把苏区人民从沉重的旧金融体系中解放出来，让深陷高利贷泥淖中的苏区百姓看到晴朗的天空。

　　为了保持币值稳定，毛泽东指示：“做银元时不要掺假，一定要用纯银。”即使面临挤兑风波，国家银行也严格遵守规定，坚持一元纸币兑换一元现洋。

　　在遵义，为筹集部队给养，国家银行在很短的时间里，发行了长征路上唯一的一次“苏币”。部队撤走前夕，国家银行设置了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收回红军票，维护了“苏币”的信誉和群众的利益。

　　可以说，没有通货的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就无法确立。苏区的货币政策、信贷活动，乃至于打击假币、稳定市场，都是为巩固这种政权与人民鱼水相依的信用关系。

　　有一组数据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国家银行在苏区发行了三次公债，其中两次革命战争公债共178万元，一次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三次公债发行均得到群众踊跃支持，迅速购买一空。

　　这是国币信用的力量，更是民心的力量。人民的货币只有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才能拥有强大、持久、牢不可破的货币信用。

　　终于明白，董必武缘何给央行命名为“中国人民银行”，共和国的货币缘何叫做“人民币”。因为红色金融的本质，就是以民为本、坚守信用；就是一切来自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

　　这种信用，还体现在金融先驱们严守纪律、廉洁奉公的精神上。

　　长征结束，国家银行到达陕北，工作人员清点现洋和金银珠宝，除去长征途中的正常开支，无一短少，账实平衡。这些贫穷的“富翁”，即使自己饿死，也未动用国家一分钱。

　　那位在草地上牺牲的无名战士，为捡掉到草丛中的一块银元而身陷沼泽。沉没前，他拼尽全力把银元丢给同伴。那块银元，记录下了一名金融工作者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和对金融事业的赤胆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