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评论员 范嘉欣

　　一个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的国家，一个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国家，一个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国家，必将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之所以比资本主义优越，是因为我们要建设的既不是一个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穷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唯资本马首是瞻、无视人民福祉的社会。从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到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中国绝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事实。构建合理分配格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是中国社会凝聚的一个重要共识。

　　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多元化的参与主体。他们身份不同、角色不同，对共同富裕的理解也不同，由此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或担忧。比如，强调共同富裕是不是意味着劫富济贫，搞“大锅饭”式的绝对平均主义；促进共同富裕会不会使公平压倒效率，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是否会出现运动式的共同富裕，欲速则不达，导致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受损；等等。一些人之所以产生上述想法，归根到底是因为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不准确、不全面。

　　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事实证明，允许适当、合理的差距存在，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激发创造财富的热情。平均主义只会“养懒汉”，让人们丧失积极性和创造力，并对生产力造成负面影响，不仅不会使社会财富增长，反而会出现倒退。因此，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同等富裕，而是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的原则下，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促进共同富裕不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实现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构建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虽然还会有一部分人收入相对较高、一部分人收入相对略低，但富裕的总体水平很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必定持续增强，社会也会更稳定、更具活力。

　　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前提的，不是只要公平，不要效率。社会公平的逐步实现只有在提高经济效率、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只有公平分配，才能激发劳动者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率的积极性。当前，无论是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还是打击炒作“学区房”、规范校外培训，目的都是为了让大家在创新创业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实现公平和效率、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不然就会导致社会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矛盾激化。好比摘桃子，大家都可以摘，但谁能吃到更多、更好的桃子，必须自己努力。走共同富裕道路，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都应当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特别是在初次分配环节，我们还将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鼓励大家依靠更高效率的劳动来获得更多的收入，如此才能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也不可能做到同时富裕、同步富裕。中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发展起点和阶段各不相同，且每个人的发展能力也存在差异。更何况，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物质富裕，也包括精神富裕，涵盖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方方面面，与改革发展的各项任务紧密相关。比如，我们提到“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既是鼓励、支持人民创造价值，让人生出彩的需要，也是改进教育工作和完善公共服务政策的方向；强调“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既是构建合理分配格局的需要，也是统筹公共财政、防止掉进“高福利陷阱”的理性选择；说到“循序渐进”，则是对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均衡的情况有充分估计，因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绝不会搞“一刀切”“齐步走”。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我们既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更不能期待政策调整后政府大包大揽、个人坐享其成，只有勤劳致富、创新致富、发展致富，美好的社会愿景才会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