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安石（1021—1086年），被誉为十一世纪中国伟大的改革家、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巨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标志性人物。2021年是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我们推出本期特别策划。两篇文章，一篇聚焦王安石的生平、变法及其散文、诗词方面的创作，一篇对王安石治理地方、变法改革的核心理念、当代价值、思想遗产进行梳理，试图还原一个具有高洁品格、刚毅性格、跌宕人生的历史人物。

　　2021年12月，抚州。

　　多位知名学者从全国各地陆陆续续来到这里，将参加12月18日举行的一场文化盛事。

　　一千年前的12月18日，一位男婴在江西呱呱坠地。当时，谁也不会知道，他将在很长时间内，影响整个国家。甚至在千年之后，人们还会以这样的方式记住他。

　　他是“唐宋八大家”当中官职最高、争议最大的文学大家，曾经两度被拜相，又两度被罢相；他是近代梁启超眼里“四千年来最完美、最伟大的人物，是古今第一完人”，是明代杨慎眼里“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的异端；千百年时空物换星移，一代代王朝兴衰更替，一批批人物沉浮过往，而他的名字历经千年却依旧清晰。

　　他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世称临川先生。

　　千年安石

　　□ 温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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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南宋建立900余年以来，对王安石的评价有着两个极端。究竟是大宋王朝覆灭的罪魁祸首，还是使国家财政由贫变富的伟大改革家？当历史烟云散去，世人才得以窥见深埋于千秋烟尘中的真相。

　　熙宁元年（1068年），平生第六次回到故乡的王安石离开临川，从南京赴朝廷面见神宗。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这片故土。这次行程，记录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安石年谱长编》里。

　　也许是冥冥中的某种预感，或许是文学作品和个人命运的巧合，在乘船途经扬州一个叫瓜洲的小镇夜宿之际，王安石咏出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名句。

　　次年，“熙宁变法”大幕轰轰烈烈开启。千百年来，变法更广为人知的是另一个称谓：“王安石变法”。

　　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到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为期约16年。在宋神宗赵顼的全力支持下，王安石以参知政事而位居权力要枢，得以施展其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他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迅速在全国推出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新政，奠定了其惊世雄才的历史地位。

　　如果要探寻王安石变法的思想轨迹，可以从他10年前两封书信中找到端倪。嘉祐三年（1059年），时任三司度支判官（负责管理全国财政金融的预算收支情况）的王安石给宋朝第四位皇帝写了一封长信《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共一万余字，其内容几乎涉及北宋王朝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可以算是朝政改革的大纲。不久，王判官还写了一封八百余字的短信《上时政疏》。在信中，他劝谏皇上，如果不立即推行改革变法，不整顿朝纲、制定法度、选拔人才，国家就会因“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然而，满纸的抱负并没有打动当时的皇帝，直到10年后宋朝第六位皇帝任上才得以施行。

　　由于改革变法触动了许多人的根本利益，朝野之中反对声浪此起彼伏，强大的反对势力贯穿了整个变法始终。变法之后数百年间，各种观点仍争议不断，并且以贬义居多。然而，有一个事实无可否认：从变法之初朝廷捉襟见肘的财政困境到变法后日见丰盈的国库，宋神宗通过新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哲宗继位时，发现父亲给自己留下了五千余万贯钱财，还有谷、帛二千八百余万石、匹，足够朝廷开支20年。这些财富存放在专门建造的32座库房里。

　　不仅国库充盈，当时的社会生产经历了变革的阵痛之后也处于良好发展态势。长期从事宋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漆侠提及：“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你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

　　把目光转向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爆发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被称为“罗斯福新政”。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缓解了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无论是当时的经济形势还是罗斯福采取的改革举措，都被近代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与王安石变法有着某种相似之处。

　　194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来到中国访问，多次主动向陪同的官员和专家提到王安石，并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也许，这位罗斯福新政期间担任农业部长的副总统，在全力推动农业改革政策中，仿佛看见了王安石当年推行的青苗法影子。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哲学家贺麟曾在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华莱士先生来访中国，发表了不少有深远意义的宏论，最有兴味的一点是他特别赞扬我国宋代厉行新法的大政治家王安石……华莱士先生似乎隐约感觉着王安石之行新法与他和罗斯福总统之行新政，有了精神上的契合，他赞扬王安石，不啻异国异代求知己、找同志。”

　　彼时，距王安石变法落幕已过去859年。

　　2018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改革遇见王安石》一书中，也有一段类似的表述：“若放眼世界，自十四世纪以来，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三百年后，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俄罗斯改革、明治维新，以及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等等，变革席卷世界。今天以及可预见的将来，变革仍将引领潮流。王安石变法体现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方位感与方向性，他与宋代社会的变革同频共振，与数百年后乃至当今追求变革的时代精神、世界潮流不谋而合。”

　　王安石，这位成就了十一世纪最耀眼变法实践的伟大改革家，仿佛是一位以变革引领世界潮流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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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同列“唐宋八大家”的同乡曾巩是“文名太盛掩功名”，那么，“变法”成为标志性符号的王安石则是“功名太盛掩才情”，他笔下的精彩可能不亚于同时代任何一位文学大家。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诗句出自欧阳修《赠王介甫》，身为北宋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将王安石比作李白、韩愈，其赞誉不无道理。

　　虽然以“变法”名动天下，王介甫的另一个身份同样载誉古今——文学家。他在散文、诗词方面的创作一扫宋初时期华而不实的浮艳之风，诗歌有以他名号命名的“荆公体”，散文成就更是了不得。他和欧阳修、曾巩、苏轼等人一道，深入推动了诗文革新运动，使北宋文坛呈现一派新气象，并对宋代和后代文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安石许多诗词都脍炙人口，但世人鲜有知晓的是，他的文学作品有不少匠心独到之处，“翻案文”便是其中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称之为“翻案诗文第一家”。

　　最具代表的作品是《读孟尝君传》，全文仅90个字，认为在战国时期享有盛誉的孟尝君并不是真英雄，只不过是一个门下养了许多“鸡鸣狗盗”之流的鸡鸣狗盗之雄。他在文中写道：“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尖锐地指出孟尝君的不足，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人物，应该通过正确的选人用人，帮助国君逐鹿天下。

　　王安石还有一首关于项羽的诗《乌江亭》：“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指出项羽之败在于失去了人心。康震认为，“翻案文”的写作，属于政治家表达自己意图和心声的一种方式，体现了改革家王安石的个性和气质。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并没想到，八百多年后，长时间饱受非议的自己，也成为一位有着极大影响力人物所写“翻案文”里的主角。那个人用30余万字写成《王荆公传》一书，洋洋洒洒地把历朝以来对王安石的贬毁之辞一一驳斥，并留下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评价：“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他就是全力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启超。

　　王安石文风的独树一帜并不仅限于“翻案文”，他还有一则《金陵怀古·桂枝香》被誉为怀古咏史词之绝唱。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周汝昌评价为“只此一词，已足千古”。全篇写景奇伟壮丽、气象开阔绵邈，其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句，更显出王荆公立足之高、胸襟之广。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句被历代伟人经常提起的诗句，是皇祐二年（1050年）王安石担任鄞县知县期满，返回临川故里途经越州（今浙江绍兴）期间留下的诗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跃然其中。

　　时年30岁的王安石，在北宋文坛的王者之风或已隐然而现。

　　3

　　透过历史的视角聚焦，把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两个政治死敌放在一起，竟然有一种交相辉映的效果。截然不同的政见是他们共同的死结，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指向同一个方向：重塑大宋王朝的繁盛。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北宋政坛的双子座，他们两人都名动一时，都当过位高权重的宰相，对北宋中后期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

　　司马光一生做了两件大事，都与王安石变法有关联。

　　在变法过程中，身为保守派领袖的司马光“死磕”力行新法的王安石，并在就任宰相后将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为反对新法，辞去枢密副使一职，到洛阳担任一个闲职，一待就是15年。这期间，他主持编撰了一部史学巨著，这部编年体通史共有294卷，300余万字，书名叫作《资治通鉴》。由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被誉为“史学两司马”。

　　王安石全力推行新法期间，还有另一位堪称“不是冤家不聚头”的麻烦制造者——同为“唐宋八大家”之列的苏轼。苏轼在反对变法的阵营中算不上是重量级人物，但才华横溢、个性鲜明。他在变法主张刚出来时就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直言新法弊端，并充分运用自己的才气写了许多文章攻击新法和嘲讽变法派官员。

　　起初，王安石视他为眼中钉，准备找个机会治他的罪。《宋史·苏轼传》这样记载：“安石滋怒，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但是，多年后，苏轼在“乌台诗案”中被构陷入狱并险些被问斩之际，已经二度被罢相的王安石闻讯立即给皇帝上书疾呼：“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专程前往南京拜会王安石，两人在一起共处了近两个月，游玩、喝酒、诗词唱和，相处甚欢。王安石还邀约苏轼在南京买房作邻居。苏东坡也动了心思，他在一封回函中提及：“轼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

　　政治纷争归零，文学相交相知。苏轼的个性、气质与王安石并不相同，但他们之间因为博学和才华、诗歌和文章有了英雄惜英雄的相通，这可能是王安石生命中最后的慰藉。

　　纵观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这三个人当中，王安石和司马光在人品、道德、秉性、为人方面是当世楷模，王安石和苏轼在文章、才华、学问方面也是一时典范。这些政见上的对立并没有让他们之间没完没了地交恶，反而让人感觉到这几个伟大的人物，在同一个时代迸发出多元的光彩。

　　宋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一代名相王安石与世长辞。

　　王安石去世后，已经出任宰相的司马光给朝廷写了一封信，虽然依旧微辞颇多，但其中也提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苏轼则受朝廷委托给王安石写了祭文《王安石赠太傅制》，文中写道：“灼见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

　　这两位王安石在世期间的政敌，不约而同地对他的文事予以高度评价，对于改革之事却甚多非议或者只字不提。王安石的人生在经历了变法的轰轰烈烈和退隐的寂寞寥落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正像一位落寞的王者。

　　4

　　抚州市行政中心对面的名人园里，立着一尊雕像。身着官服的王荆公眼望前方，目光坚定而深邃。千百年时光过去，宋时的明月依旧照着大地，临川先生以这样一种方式，回到了故里。

　　明道二年（1033年），13岁的王安石随父奔丧，第一次踏上故乡临川的土地。他在这里住了3年，也是一生中在故乡时间最长的一次。

　　此前，出生于清江县（今樟树市）的王安石已经跟着父亲王益到了不少地方，包括庐陵县（今吉安县）、新繁县（今成都市新都区）、韶州（今广东韶关）等多个地方。故乡在他的眼里陌生而又亲切。3年里，他经常往返金溪外婆家，其间认识了一位神童方仲永。

　　十年后的庆历三年（1043年），刚刚考中进士第四名的王安石回到临川住了几个月。这次归家对于他有着特别的意义，不仅迎娶表妹吴氏完成了终身大事，还遇见了侨居此地的曾巩，两人相见甚欢，随后被曾巩推荐给恩师欧阳修。这一年，王安石还专程去找了“已泯然众人”的方仲永，并于几年后写成了《伤仲永》。如果没有求学求变求新的精神和实践，神童终将成愚夫。在文章里，世人读到了这样的内涵。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政敌司马光在《宋史·王安石传》中对王安石的指责，但从另一个侧面，恰恰体现了王安石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许正由此，对于“三不足”的攻击，王安石在生前却欣然接受。

　　正是这种变革的精神，打破了旧王朝万马齐喑的格局，成为王安石身上一个卓然独立的人格符号，也是他对于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千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王安石变法的理念与当代价值

　　□ 朱 虹

　　由盛转衰的北宋，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敌，年轻的君主渴望大展作为却又饱受掣肘。也正在此时，从基层奋起的王安石挺身而出，走进宋神宗的视野，越次入对后两人一拍即合，一场变革随即展开，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尽管变法因为触碰到权贵阶层的利益备受阻挠，变法的阵营也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产生分裂，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不能否认的是，北宋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改革一度形成了社会发展、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的景象，“达到了宋朝也是十一世纪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而王安石也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梁启超评价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

　　变法的核心理念

　　王安石自幼聪颖好学，随其父宦游各地，对民间疾苦深有体会。年少时的游历和在鄞县等地的为官经历，令王安石在面对宋神宗“本朝百年来虽问题不少，但表面上看却太平无事，道理何在”的两难问题时，做出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的回应。他透过宋王朝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从教育、科举、财政等十个方面分析国家发展所面临的危机。这篇文章与早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堪称王安石两篇精彩绝伦的政论文，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及其变法的核心理念。

　　关注民生，裕民利民。王安石十分重视民生问题，这一点早在他出任鄞县知县时就显现出来。初到鄞县的王安石经过考察发现，鄞县虽然地域广阔且江河遍布，却常年受干旱之苦，于是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他发现青黄不接时百姓难于生计，便以轻微的利息将官府的粮食贷给农民，待农民秋收后再归还新粮，一方面解决了农民无粮艰难度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官府的存粮能够得到更新，一举两得。这种以官粮帮助百姓渡过难关的做法就是后期青苗法的雏形。“治鄞千日，影响千年”，这是今人对王安石的评价。可以说王安石在鄞县的从政经历为他今后推行变法提供了经验支撑，也正是从这里，他踏上了变革的第一步。

　　富国强兵，永保太平。宋神宗与王安石初次相见时，曾表达他渴望成为像唐太宗一样的君主，一展振兴大业。对此，王安石回答道：“唐太宗何足道哉，陛下若要治国兴邦，每事必要以尧、舜为榜样”“方能富国强兵，永保太平”。事实证明，这对君臣也正是这样做的。面对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局势，为改善积贫积弱的局面，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陆续推行均税法、青苗法等改革措施，以义取利，切实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而守旧派则认为王安石之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在“与民争利”，是“变相敛财”。王安石出任地方官的成功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的“复制推广”需要各方面条件和保障，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当时当刻，从王安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来看，变法还是取得了较好成效的。

　　学惟时习，经世致用。庆历三年，王安石写下著名的《伤仲永》一文，讲述了家乡一个名为方仲永的神童因天资聪颖传遍乡里，又因后天疏于学习而成为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也基于此，王安石发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的感叹，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王安石指出“方今天下人才不足”，而州县虽有学，“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施行变法后，王安石针对当时学校形同虚设、学习内容空洞等问题，以培养国家所需人才为根本出发点，主张“学以致用”，创立太学“三舍法”、编写《三经新义》作为学校教材、从优等生直接取仕等改革举措，对改进当时的学风教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德才兼备，任人唯贤。“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同时他还强调“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认为国家充满人才，才会愈加兴盛，而要培养人才，则要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个方面来发力。“教之之道”是主张学校教育要培养有用的人才；“养之之道”则强调要保障必要的物质生活待遇，要“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取之之道”是关注人才的选拔，旨在为国家发展选出真正胸有丘壑、德才兼备之才，摒弃只晓记诵经典章句之人；“任之之道”强调用人要充分发挥人才的价值，使“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各司其职，为国家所用。

　　变法的当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北宋百年，崇文抑武，积弊重重。王安石以舍我其谁的勇气，于风云激荡时勇挑改革重担，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对后世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王安石“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与当今执政为民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其民本思想的主要理论根源于儒家，强调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也要一定程度上考虑人民的利益。王安石指出“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认为“民”是王朝立国的经济之本，所以要“裕”民，“民富然后可教矣”“民富然后财贿可得而敛”，方能“富”国，“富然后邦国之民可聚”，其鲜明的民本思想也在变法中可以窥见，其内容的主要精神是以民为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现在已经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富国强”是王安石的理想，也是无数中华儿女共同的奋斗目标。

　　德法结合，善法而治。王安石在《王霸》一文中谈道：“仁义礼信，天下之达道，而王霸之所同也”，指出儒家和法家在维护王朝统治的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同时，他也看到王道与霸道之间的区别：“故王者之道，虽不求利，而利之所归。霸者之道，必主于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则天下孰与之哉？”他认为王道是高于霸道的，但此两者需要互补，既尊儒也重法。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法治”，指出“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善法而治”的思想对我国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和科学立法提供了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向世人宣告我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在实践中拓展新思路、增添新内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前进。

　　发展生产，以义理财。一张《清明上河图》描绘出汴梁城的繁华，却画不出北宋内忧外患的尴尬局面。为了改变国力日渐衰弱的现状，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等，致力于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以期达到“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在面对政敌“与民争利”的指控时，他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盖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他“理天下之财”的经济思想在当时因太过“先进”且执行中被“变通”而走向失败。例如，他推行的市易法，其本意是为了抑制物价、稳定市场，却由于实际操作者的失误反成为垄断市场的剥削机器，这对当下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了启示，即如何处理好政府、人民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使人民获得利益，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变法的思想遗产

　　近千年前，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王安石大刀阔斧，却囿于国家积弊已久，非一朝一夕能实现富强的目标，且缺乏一支同心同向的改革队伍，终弃政从文，归隐江宁。作为政治家特别是改革家，王安石曾备受争议，甚至被污名化，但明珠终不会蒙尘，历史定有评说。

　　一是留下了“三不足”的斗争精神。面对内忧外患的艰难困境，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斗争精神砥砺向前。“三不足”意指天象的变化不足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都要效法，一些人的议论无需担心。当前，我国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我们要以史为鉴，弘扬王安石“三不足”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二是丰富了“道理”的哲学内涵。宋太祖赵匡胤问宰相赵普“天下何事最大”，赵普答“道理最大”。此时的“道理”还只是一种比较直白朴素的观念。直至北宋中期，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对“道理”进行了丰富的哲学讨论，既包括自然的法则规律，又包含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等，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声，也成为现代人三观的源头之一。

　　三是埋下了“变革”的觉醒种子。纵观王安石变法，他以国家放贷帮助农民度过青黄不接时期的青苗法，直接通达和启示了现代的国家金融信贷，强调政府对市场的管控等举措被各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多次运用，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到罗斯福新政，“变革”这颗种子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积蓄能量，给后人启迪。我们现在不断通过改革发展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颗“变革”的种子行至今日已萌生新芽，在时代的长河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向如王安石等改革先锋“取经”的过程中，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中国必将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前人的开拓和今人的努力。

　　王安石生平大事记

　　●真宗天禧五年 1021年

　　1岁 出生于临江军清江县（今樟树市）。

　　●明道二年 1033年

　　13岁 祖父去世，随父王益回临川奔丧，在金溪第一次见到神童方仲永。

　　●庆历二年 1042年

　　22岁 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任职淮南节度判官，为出仕后第一个职务。

　　●庆历三年 1043年

　　23岁 第二次回临川，娶妻吴氏。

　　●庆历七年 1047年

　　27岁 任鄞县知县。

　　●至和元年 1054年

　　34岁 自舒州赴京师，任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 1057年

　　37岁 任太常博士、常州知州，欧阳修为之践行。

　　●嘉祐三年 1058年

　　38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改任三司度支判官。

　　●治平四年 1067年

　　47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继位。任江宁府（今南京）知府。九月，奉诏进京任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 1068年

　　48岁 四月，从临川返回，自江宁府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王安石力陈改革得到认同。

　　●熙宁二年 1069年

　　49岁 二月，任参知政事，全权负责变法事务。当年颁行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 1070年

　　50岁 首次拜相，任同中书下平章事、监修国史。

　　●熙宁七年 1074年

　　54岁 首辞相位。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身份出知江宁府。

　　●熙宁八年 1075年

　　55岁 二月，复相。任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熙宁九年 1076年

　　56岁 十月，第二次辞相位。任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居钟山（南京）。

　　●元丰元年 1078年

　　58岁 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 1080年

　　60岁 改封荆国公。

　　●元丰八年 1085年

　　65岁 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被废。

　　●哲宗元祐元年 1086年

　　66岁 四月初六（公历5月21日）离世。赠太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