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滇敏 罗翠兰 万芸芸 实习生 朱雅玲

　　新干县大洋洲程家村涝背，赣江边这座曾经的沙丘如今已是草青树茂，绿意盎然。32年前，修水利的农民在这里挖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一时间，无数目光聚焦于这个小小的沙丘。行走在这片土地上细细寻找，考古现场的痕迹已然不见，眼前立起了一座博物馆，而那些解开的谜底和未解的谜面都装进了这座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

　　青铜初现

　　作为考古界的“资深明星”，新干大墓甫一面世便被誉为“江南青铜王国，中华文明正脉” “商代南方青铜之都”。

　　新干大墓是当地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掘取沙土时被发现的。涝背西濒赣江仅1公里，每年下半年，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都要取沙土加固赣江堤坝。1989年9月20日下午，夏塘村的一个村民在掘取沙土时，一锹下去挖到了一件古色斑斓的青铜圆腹鼎。这件“大香炉”，包括此前在附近发现的小型墓葬，让村民们联想到一直以来在当地流传的“三把半伞”的传说：很久以前这一带有好几个形如雨伞的封土堆，后来只剩下三堆半，而这些土堆又与“九缸十八瓮”的财富传说联系在一起……这些联想激发了大家的欲望，一伙人连挖带刨，又挖出了大大小小十几件青铜器，哄抢一空。

　　有关部门很快控制了现场，并把大部分被哄抢的文物追了回来，共计12件青铜器，还有一麻袋被砸碎的铜器碎片。这批最先被哄抢的青铜器后经修复，得方鼎、圆鼎、甗、卣、钺、矛等共17件，其中就有那件通高1.05米、重达78.5公斤、有“中华甗王”之称的四足铜甗。担任此次考古发掘领队的江西省博物馆原馆长彭适凡告诉记者，虽然大部分遭抢的文物被追回来了，但仍有“漏网之鱼”。在清理时发现一件虎耳虎形扁足鼎高30厘米的扁足不见了，次年在英国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卖；一件伏鸟双尾铜卧虎，“出土的时候是两半，右边的獠牙不见了”。彭适凡退休之后，在古玩市场遇到一名收藏爱好者，才得知虎牙的下落，几经周折，终于在 2012 年使其完璧归赵。那只又萌又飒的虎20多年后才得以全貌现身！

　　“听说挖出了青铜器，我们还在猜是不是挖到了宋代以后仿古铜器的窖藏。”接到消息赶往新干时，彭适凡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到现场后，看到挖掘出来的一尊方鼎立耳上卧着一只圆雕老虎，他立刻兴奋起来：这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且双耳上卧虎是中原青铜器上从未见过的。

　　最终的发掘成果确实让人惊喜万分：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共出土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这是江西，也是江南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数量最多、器种最丰富的一次，铸工精细，特色鲜明，是南方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在商代遗址考古中，同一单位内出土如此之多的铜器、玉器，只有三星堆和妇好墓可以与之相比，陶器的数量则更是罕见。该遗址是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青铜时代的遗存。国家文物局给江西省文物局发来贺电，称“这是我国近年来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文明之光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认为，商周时期在中原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时候，整个南方地区尚属“荒蛮之地”。

　　新干大洋洲墓葬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早在三千多年前，长江以南的江西就有着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有着一个与中原殷商王朝政权并存发展的青铜王国。“原来以为的文明中心只有一个点，就在中原地区。而新干大墓的发现，显示了在中原地区之外，还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性的青铜文化，改变了青铜时代整个文化格局的一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如是说。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包括容器10种48件、乐器2种4件、兵器11种232件、手工工具7种92件和农具11种51件，它们带领今天的我们走进了一个三千多年前的青铜王国，走进了一个久远的神秘国度——乳钉兽面纹虎耳鼎、兽面纹鹿耳四足甗等大型青铜重器昭示着磅礴的国家气度和胸怀；兽面纹提梁方腹卣、伏鸟双尾青铜虎、双面神人头像等以其奇特的造型为我们带来了清新的江南气息；活环屈蹲羽人玉佩饰、弦纹玉璧等，精雕细琢，工艺精湛，展示着巧夺天工的治玉水平；形式多样、锋芒毕露的兵器，品类丰富、简洁实用的农耕、渔猎和生活用器，描绘出一幅且耕且战的方国社会图景……

　　待解之谜

　　32年来，对新干大墓的研究一直在不断深入，但是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待解之谜。

　　首先，新干青铜器遗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发掘的参与者和众多专家学者主张“墓葬说”。他们的理由，一是考古人员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类似于墓葬中椁的坑穴，坑穴中有类似于棺的痕迹；且遗址原来有很大的封土堆，像长江流域西周时期的土墩墓。二是遗址出土器物有规律地分布着，按照棺椁墓葬结构和器物的特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俗等，青铜器大部分置于椁区，玉器则集中置放在棺区。

　　也有专家认为该遗存是一处祭祀遗存。他们认为大洋洲遗存位于赣江边，与古代南方择高而葬的习俗不相符；出土物分布规律不明显，品种也比较单一，时代跨度大，体现不出商代应有的礼制。他们认为大洋洲器物群是距新干青铜器遗存不远的牛城先民立社时举行重大祭祀活动中所使用的典礼性器物……

　　其次，现在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墓葬说”，那么墓葬的主人是谁？

　　在大墓的周边，分别于1973年和1977年发现了两处古城遗址——距大墓20公里的吴城和3.5公里的牛城。在新干出土的青铜器中，有10件鼎耳上有20只虎，9件青铜鼎上27只扁足采用虎形，其中伏鸟双尾青铜虎最令人惊叹，为迄今所见最大的青铜虎，有“虎王”之誉——这些“虎”让人们联想到虎方国。卜辞中记载：“令望乘暨举途虎方……”“虎方”是商代存于南方的一个方国，是殷商之外的地方政权。根据考古实物和古文字记载，有专家提出赣鄱地区为虎方国的控制范围，其都城就在新干的牛城。

　　2019年8月在新干举办的青铜文化产业高峰论坛上，考古专家李伯谦、彭适凡、唐际根等都肯定了“虎方说”。牛头城址考古项目发掘领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广明更是认为“虎方”在新干区域，而且很有可能是从湖北盘龙城遗址那里的一支迁徙过来的。

　　新干大墓出土遗物的规格和由此显示出的墓葬等级都非常高，同时也表明其文化已相当发达，社会似已进入到一个较为高级的阶段。但在吴城遗址却没有发现具有相应规格的大型建筑和其他墓葬，其房址和墓葬数量少而且简陋。相对于新干大墓极为丰富的随葬品，吴城遗址出土的铜器很少，更缺乏大型铜器和精美玉器。从城址规模和特征来说，牛城也是都城与王陵。周广明告诉记者，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新干大墓与牛城的关系更为密切，新干大墓出士的陶器类型与牛城更为一致。专家们更倾向于认为新干大墓的主人是牛城的首脑或者首脑的亲属。

　　从出土的50多件青铜农具和232件青铜兵器来看，如果是虎方国，那它当时已具备了非常先进的农耕文明和强悍的军事实力。然而，自商代以后，有关新干的历史记载除了战国时有个粮仓，就直接进入了秦朝。虎方国后来怎样了呢？这个有着强劲实力、能和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地方政权在几百年后又谜一般地消失了。消失的原因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来解答。

　　“破圈”之惑

　　走出博物馆，行走在105国道上，公路两旁隔着几十米就蹲着一尊方鼎或趴着一只呆萌的伏鸟双尾虎，这些颇具代表性和辨识度的文物在“代言”着赣江边的这座城市。

　　勤劳、智慧的先民将这样一份沉甸甸的礼物留给了今天的新干，如何保护与开发好先祖的馈赠便成为摆在新干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大洋洲镇和新干县城的街头，青铜元素随处可见：路灯、凉亭、休闲椅上到处都有青铜装饰，新干县行政服务中心前的青铜文化公园以及青铜广场，还有2017年重修的青铜博物馆都成了人们了解商代文化的打卡地。除了举办青铜文化产业高峰论坛，据新干县文广新旅局负责人介绍，县里还排演了一部采茶剧《淦地·青铜韵》……然而，这些对于传播具有世界意义的商代青铜文化、提升新干的文化形象还远远不够。据介绍，当地计划将青铜博物馆周边的程家村打造成一个占地500亩的大洋洲商代青铜遗址公园，再现“吴城文化”“虎方国”的雄姿，让世人能近距离触摸这一旷世的远古文化。这让我们生出些许期待。

　　其实，在国内，以青铜文化作为城市品牌的地区已有不少：安徽铜陵，从综合性的青铜文化博览会到当代铜工艺品大赛，从黄梅戏《青铜三部曲》到青铜文化论坛，从铜都概念的打造到无处不在的城市铜雕……可以说，无论从广度、深度和力度而言，铜陵对于青铜文化的发掘与开发已是非常成熟。而三星堆则走了另外一条“潮流”路线：举着“自拍杆”的青铜立人像、撞脸“愤怒的小鸟”中绿色小猪的陶猪、以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为模板打造的三星堆版“娃娃头”冰淇淋……借着今年初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热潮，三星堆上新的文创产品让年轻人爱不释手，各类媒体争相传播。以文创产品为载体，三星堆的文物、文化逐渐以年轻态的方式“走出”博物馆。

　　无论是铜陵的深度、广度和力度，还是三星堆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破圈”，都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