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剑鸣

　　《野庙碑》写完初稿那天，我在手机上找到一个旧友的电话。多年以前，我与他们的喜怒哀乐有着紧密的交集，并写下过十余万字的札记。我打通了这个电话，想印证人物的命运是不是像我小说中想象的那样发展变化。在交流中，我不时把小说的名字和真实的姓名弄混，弄得对方不断纠正。我过于依赖现实的素材进行小说的推演，为此也为往事留下了可资寻找的线索。

　　可以肯定，我头脑中的人物，是一群真实的面孔，但小说中的故事，已经是另外一番模样。为此，任何一个读者，他的阅读想象与作者脑中的无法重合。事实上，在小说中保存的不仅是往事，还有即将变成往事的当下。从开始动笔起，每一天的现实生活都像菜市场，有各种可资取用的材料供我参考。情节与细节互相唤醒，虚构与真实互相唤醒，小说与生活互相唤醒。小说是一个奇怪的时间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可以打通。我感谢生活每一天给我坚实的依托，让小说不会因为虚构而变得虚脱。

　　我写的是一个拆分和重组的故事。刚好主人公进行了一项协调工作。人往往固守着一些东西，而又由于外力不断改变自己。固守和改变都未必不好，但拆分的过程才是最关键的。这里充满着悬念、未知，就像写作本身，这些人物的命运你给定了空间，但具体的悲欢等待着你去定型。你的写作逻辑，决定了他们的生死。当我完成了一次小说写作，就像玩完了一次魔方，玩完了一次拆分和重组。一切有了新的开始，包括自己的日常生活。

　　长篇小说对时间成本的要求是不容易满足的。放下笔的那一刻，我有一种逃离的愿望，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庆幸把自己成功地拆分出来，从浓重的虚拟世界到坚实的生活底座。还有那些一起陪着涌动的泪水。

　　内部固守和外界拆分，哪一股力量更容易占上风？这是人生的一道谜题。主人公跟男友雷雷相爱八年，终因父辈的封建观念拆分。她为此疯狂地投入报社工作，却意外地被外派，由此见证了一条老街的悲欢离合：自闭症青年难忘初恋，古稀寡妇精心保管着结婚证，逝者遗嘱在左右着家族离散，婚外之情不得不忍痛割爱……每个人都束缚在一个狭隘的空间，或一个生活的观念中，等待外力的拆分和拯救。

　　拆分是必要的。拆分才能进一步走出混沌之境。而把这些人物归置于一个文本，我仿佛为他们找到了新的家园，仿佛他们真的有一个“不散的筵席”。

　　但文稿搁置多年以后，我突然意识到小说人物仍然没有走出混沌。原因在于，我过于依赖那本笔记，而且第一人称更是局限了故事的延展。我为此推倒重来，把野庙作为小说的核心，同时改用第三人称，把人物各自解放出来，并对人物的命运作了更丰富曲折的安排：菜农为患自闭症儿子热心参加庙会，杨萍因为父母的迷茫而孤身带着孩子，素姑为早年的人间恩仇流落野庙……这样，人物不再是以青年记者王燕的见证为视角，而是让他们在时代风云中有着各自的走向，只是村庄改造把他们召唤到了一起。

　　而现实中，金瑞湾公园已经建成，我不止一次来到这个小城最新的公园里流连。为此，我在小说中以金瑞湾公园为背景，虚构了一座当年成为游击队隐秘联络站的野庙，围绕推倒与保护的冲突，以及捐建人、守庙人、信众相互纠缠而又无奈的曲折，赞颂客家人重情重义、守望相助、深明大义、开拓进取等品质，表现小城在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诸种努力，以及干部群众为改变城乡面貌付出的巨大劳绩，阐述小城现实发展与历史血脉互相勾连、互相成全的真实风貌，呈现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

　　重写之前，我反复研读了陆龟蒙《野庙碑》，以及小城有关庙会的资料。于是，我在小说中以青年学者受邀为野庙撰写碑记起始，通过新时代的社会现实来刷新陆龟蒙《野庙碑》反讽的文化形象，给出了野庙不野、凡人不凡、信守包容、干部群众共济的文化新解，去除迷信成分，揭示精神回归。而菜农杨杭最后变成守庙人，是由于他在小区外看到有人竟然把街区的一间店铺开辟成小庙，这是我在小城真实所见的转借。

　　我惊讶地发现，近年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写的都是河湾的村落。村落里，都有一栋人物赖以生存发展的老房子，而这些来源独特的客家建筑都与苏区历史有关，同时都有一位身世独特的客家老人——《灯花辞》中的小脚祖母，《水车简史》中的退伍老兵，《野庙碑》中的看庙老妪。这三个村庄，所处地域也各不相同，有的是梅江边的河村，有的是群山中的高寨，而有的是城中村。除了空间的变化，还有时间的延续，都写到了客家人百年岁月中的命运。

　　我突然发现，我在创作中不经意形成了“河湾三部曲”系列。这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我无意中为小说里的乡亲们找到了更大的族群，让他们拥有共同的时空和更大的力量，去冲出黑暗走出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