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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人心脾是书香

  傅修延

  我家在南昌的西书院街住过30年。

  书院街之名,得之于东书院街上的豫章书院。豫章书院为江西的四大书院之一,四大书院中,白鹿洞书院和鹅湖书院名气最大,但豫章书院因在省城之内也有其重要地位。豫章书院的历史可上溯至南宋,清代康熙皇帝玄烨为书院赐匾“章水文渊”,雍正年间朝廷赐帑千两资助办学,“乾嘉三大家”之一蒋士铨曾在书院就读,这些都是令书院蓬荜生辉的事情。另外,南昌还有个民间性质的豫章书院,这个名字中的“豫章”是为纪念自号“豫章先生”的理学家罗从彦,在创办方罗氏家族的大力推动下,历史上曾有两千多家豫章书院分布在全国各地,省外影响较大者有贵州豫章书院、福建豫章书院与广东豫章书院等。这似乎是一种绝无仅有的古书院“连锁”现象。

  不过这些与豫章书院有关的历史,我最初是懵然无知的。小时候上幼儿园、小学和中学,差不多每天都要从东书院街上走过,从我家走到书院旧址只要两分钟。儿时的我根本不知道那里曾经是豫章文脉所系,只记得旧址门前有“洪都大学”四字,后来那里又变成十八中。我去一中上学经常抄近路穿过十八中校园,也就是说穿行书院旧址对我来说曾经是家常便饭。

  对书院的认识始于去东书院街理发的经历。南昌的理发师不光有修剪头发的手艺,他们还会滔滔不绝地陪顾客谈天说地,让人觉得来理发店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当时在十八中斜对面开理发店的是一位名叫万伟才的老者,他把小小年纪的我当作大人对待,一边给我理发一边谈起书院街的历史掌故与趣闻轶事。我从他那里得知:豫章书院原来是省城里最有名的学府,清朝皇帝不但大把赏赐银子,还要求地方政府为书院办学提供保障;南昌采茶戏《方卿戏姑》里的方卿,中状元前曾经在豫章书院读书;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豫章书院派去参加召试的学生有两人列为一等……他还压低声音告诉我,十八中里面藏有半截石匾,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这就是当年书院“快靓龙门”匾额的残存部分。这些让我大开眼界,也使我对周围事物的来历产生好奇心,对赣鄱文化的兴趣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中萌发。

  我家与书院为邻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早。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父亲徐先兆在信江农专(后并入南昌大学农学院)教书,该校利用信江书院和鹅湖书院的校舍办学。前两年我去鹅湖书院参观,还见到父亲教书时使用过的一座大型惜字炉——以前废弃的字纸是要投入炉中焚烧的。我家搬到上饶后,住的地方也离信江书院不远。由于母亲怀我是在上饶的信江边,我在《涛声依旧信江流》一文中,称“信江上的风安抚了我生命中最初的酣睡”。再往后父亲调入由国立中正大学更名而来的南昌大学,我就在南昌的妇幼保健院呱呱坠地。

  我家之所以总是与书院为邻,原因其实很简单。书院的一大功能是为科举考试服务(所以豫章书院的石匾会有“快靓龙门”四字),清末废除科举后,书院纷纷转型为各类学校,这些学校的教师自然会和家人一道住在校内或附近。豫章书院同样经历了向现代学校转型的艰难过程,旧址门前先后挂过江西大学堂、江西第一中学和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方志敏曾在该校应用机械科学习)等校牌。新中国成立后,南昌大学由城外的望城岗迁到城里,这里又成为南昌大学工学院的所在地。1954年院系调整,工学院的六个系全部并入省外的工科大学,此后这里就成了洪都大学和十八中。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我家会住在书院街,这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初的南昌大学在这条街上有个校区,在校区旁为教工提供住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家所住的西书院街九号门前有块牌子,上面便写着南昌大学教工宿舍,另外挨近东书院街的友竹花园大宅也住了不少学校教工。

  西书院街九号是一座五进即有五个天井的旧式建筑。大宅前门开在斜对着象山南路的西书院街街口,进门后左边有条极窄的小巷通向各个厅堂,后门则靠近象山南路末端的厚福巷。1980年春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拟了一副春联──“书院街书香郁郁,厚福巷福气酡酡”,请住在第一进的书法家姚羽辉先生写出来贴在大院门口。那时候社会上的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知识与文化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节节上升,过往行人见到这副春联大多莞尔一笑。南昌大学在院系调整后变为江西师范学院(20世纪80年代更名为江西师范大学),大门前悬挂的校牌用的是姚先生书法,许多师生都对那六个浓黑的魏碑体大字留有深刻印象。我家左邻右舍多为见过大世面的饱学之士:住在第三进的黄辉邦先生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曾经以受降代表与总翻译的身份接受侵赣日军投降;住在第五进的成绍宗先生是成仿吾的侄儿,做过创造社的会计,郭沫若和郁达夫都有回忆文章提及他和夫人徐亦定。我家住在第二进,父亲1925年入党,担任过江西《民国日报》总编辑,1927年参加八一起义(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留学),这段经历也使他在别人眼中成为一位传奇人物。

  九号大宅里住了这么多先生(大宅里对大学教师无论男女一律称先生),里面的文化气息自然十分浓郁。小时候我喜欢听大人站在天井下引经据典地谈话,虽然有许多内容听不太懂,但那是我最初汲取的知识营养。回望书院街的岁月,我仿佛能闻到一缕缕沁人心脾的书香,大宅里先生们的手不释卷是一种无言的示范,让孩子们从识字起就爱上了读书。书香是一种无形无迹却又明白无误的精神存在,我当年浸润于书香之中而又不自知,直到成年之后才满怀感激地认识到,这样的早期熏陶对自己的成长是多么可贵。有意无意之间,书院街的大人把孩子们领进科学和艺术的殿堂,我和小伙伴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探入知识王国。虽然那时候知识和文化不受重视,但书院街的少年仍自觉地阅读经典著作、欣赏名画名曲和背诵外语单词。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些少年用一种特殊方式维持了自己的精神生长。所以,当国家恢复用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时,书院街的孩子就像当年的书院学子一样踊跃应考,一些人无需特别准备便轻松地迈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书院街上像九号这样的大宅不止一座。饶平如在《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中,对九号隔壁的八号有过这样的叙述:“外婆家住南昌西书院街八号,这里从前是宰相府,外婆家只买下其中的三分之一房屋,然而已经极大,足有十三进。”有十三个天井的大宅,恐怕在中国的八大古都中都不多见。记得小时候去八号里面玩耍,那一个接一个的厅堂对我来说构成了一座迷宫,后来是靠大人帮助才从里面走了出来。书院街上有不少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做过广东巡抚的许振祎晚年住在东书院街,许宅(后为南昌第四粮库)旁那棵见证过千年风云的银杏树至今还在街边矗立。听万伟才老人说,张勋因许振祎推荐得到李鸿章赏识,后来发达了的“辫帅”以平辈身份访许遭拒,不得已换上便衣投门生帖方蒙接见。张勋公馆也靠近上文提及的友竹花园,那个地方为严嵩旧居,“友竹”之名为严嵩本人所命,当时他在庭院中遍栽竹子以供观赏。抗战期间新四军军部设在张勋公馆,现在那里是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陈列馆大门就开在东书院街街口。

  书院街及其周边有那么多深院高墙的大宅,应该与这条街上存在过豫章书院有关。豫章书院在清朝是由江西巡抚亲自掌管的教育机构,朝廷赐帑使其具有了某种官学性质,书院山长和讲席主持者皆为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官员学者,他们和书院学子应该就住在书院或者附近。站在历史高度看,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批南昌大学教工搬进西书院街和友竹花园,不过是文教界的一代新人替换了旧人——书院师生腾出的位置要有后继者来填充。至于严嵩、许振祎和张勋等选择以书院为邻,我想也是看中了这一带的清雅氛围。西书院街西头有个宫保第,这个名称也说明那里曾经住过某个大人物。

  豫章书院已成过往,但是浸润过书香的人不会忘记它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我在江西师范大学工作了40多年,江西师大前身为南昌大学,仅从校址传承上说,豫章书院也可算是校史的源头之一。江西师大七十周年校庆时,瑶湖校区在我推动下建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小杏岭书院,书院牌坊的匾额前后写上了“章水文渊”和“继往开来”八个大字,它们分别取自豫章书院与鹅湖书院。这既是向江西历史上的著名书院致敬,更深的意图则在提示大学建设应充分利用本土的教育资源,勿忘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书院制度。

  现在国家提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我觉得在高等教育制度的探索上,我们不必唯他人马首是瞻。毋庸讳言,中国大学的学科和院系设置主要是在欧美(包括苏联)影响下形成,但是在国内一些大学“对标”西方顶尖大学的同时,西方却有一些教育学专家关注中国的书院文化。书院作为古代高等教育的主要载体,其会讲与论辩等传统无疑值得弘扬光大。事实上高等教育制度的演进与创新,从来不可能逸出自身传统的轨道。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达40年之久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由英格兰或德意志移植而来。”我希望人们仰望小杏岭书院牌坊上那块匾额时,能够明白将“章水文渊”与“继往开来”放在一起的用意──江西的大学作为汇聚赣鄱英华的人文渊薮,应当承担起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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