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红缨

　　《回家记》似乎与读者对书名产生的阅读期待不同，不同于一般作家书写故乡的传统主题，书中蕴含着作为人文地理学者的段义孚对于人地关系的深刻认知。正如译者志丞所言：“这本书的体裁既不同于专业的学术著作，也不同于游记，似乎有点像一本见闻录，但却是有一个‘我’强烈地参与其中的见闻录。”

　　段义孚是华裔地理学家。1941年，年仅10岁的段义孚跟随家人离开中国，直到2005年因一次建筑学会议的邀请才重返出生之地，六十余年的光阴飞驰而过。当他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堆叠的记忆中找寻熟悉的过去，他的“回家”之旅成为与自我身份辨认的直接对话、对归属感的意义追寻。

　　在书中，作者生动描述了真实的“回家”旅程，记录了个体生命的丰沛感受。段义孚认为：“对一个地方生动或逼真的描述，也许就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回家记》的雏形也许是段先生在踏上旅程两三天后在本子上的记录，他以“当时存在现在依然存在的思想状态”记录自己在城市地理坐标上的“回家”之旅：北京-重庆-三峡-宜昌-上海-麦迪逊。对出生地“地理式回眸”下产生的文化认同和回到美国麦迪逊因“地方感”（面对所熟悉环境产生的情感依恋）获得的心理安慰，二者并不冲突，无论是文化认同还是“地方感”，都是基于对环境真实纯粹的心理感受。

　　《回家记》关注人与地之间的情感关联，有明显的学者散文特质。在时光的回溯中，段义孚忆起了躲进防空洞避开日本飞机、父亲和张伯苓等人的交往往事。重临津南村，在记忆中穿梭，真实和不真实的感觉一齐在心中迸发，重返故地让人如梦似幻。这典型地显示出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作者思索自我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探究人的终极命运，自我的真实感受成为反映时代变迁的一面镜子，进而思考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这似乎也成为学者散文的写作趋势。

　　除地理外，语言和历史也是作者思索身份认同的两个关键点。语言是信息传递的工具，也是文化交流的载体，语言标志着一个人出生地和所属地，与个体的身份意识紧密相连。作者在书中为自己不能自如地运用中文而感到不安，“我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家本领就是运用语言、自如地运用语言；可是我越发觉得自己欠缺对一门语言的掌握，而这门语言对我来说理应比其他语言都更为重要”。段义孚直面多元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复杂情感，孩童时期积淀的情感体验与当下身份之间构成交错的生命经验，激荡起作者心中对于世界以及空间、地方等场所的生存意义的追问。

　　历史，从深层次而言，是巩固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方式。段义孚回忆起儿时在长辈们的高谈阔论中认识民族文化，由此建立起朦胧的爱国认知。这次“回家”之旅，无疑唤起了他心中潜藏已久的民族认同。他与读者共饮一杯故乡人情之暖，读者经由一双疏离中国文化超过半世纪的敏锐的眼睛，看到新视角下的中国；他谈起自己的点滴记忆，学科训练和赤子之心带来富有冲击力的独特洞见。在美国定居后，作者学习美国历史从某种层面上说是在丰富自己对故乡和他乡的认识。“我把它们当作是自己的过去，因为它们影响了我对自己的理解，使它产生了变化并逐渐丰富起来。”中国的历史自然是属于段义孚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他以历史来确立自己在不同的时代身份场合里的归向，但同样也面临对于“我们”还是“他们”主语称谓上的矛盾，而这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新年的味道愈加浓烈，离乡在外的游子感召于团圆的呼唤正奔赴在返乡的路上。年关读《回家记》，感受全球化时代浪潮中游子对于自我身份的不断辨认，思索流诸血脉根系中的家对身份认同的强大感召力，何人不起故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