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先桃

　　于都县濂溪路48号，我不止一次徜徉在这里。鹅卵石铺满小院，青砖灰瓦的屋子，秋阳在百年前的天井里缱绻着寂静时光，而墙外，就隔着盛世的繁华。

　　这个叫“何屋”的院子，曾是何姓民宅，清末时期建于于都县城的老北门，所以又叫“北门何屋”。1934年9月，毛泽东同志从瑞金来到于都，就住在这座院子的东厢房。

　　午后的阳光，从淡而薄的云层里透出来，释放着柔和的橘色光，从北门街传出的木刻声前脚刚止，卖糖葫芦的叫卖声后脚跟来。我相信，1934年夏天的北门街，除了热闹，还有，庄严肃穆。

　　1934年8月，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在于都成立，机关设在何屋，下设内务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土地部、粮食部等工作部门。赣南省政治保卫局，则设在“都尉第”的上厅。裁判部，设在街北郑氏家族的老宅“财兴号”。

　　在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里，我读到一个叫“长征”的响亮词语。长征，就是从我脚下这片土地上拉开的序幕。

　　那个秋天的何屋，应该和往常不一样，每一个房间都挂着一个门牌，每一个门牌都象征着一份沉重责任。东厢房里彻夜不眠的灯火，陪伴着油灯下沉思的毛泽东。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重创，敌军又采用“堡垒推进”的办法发动了新的进攻，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何屋的油灯下，毛泽东心急如焚，彻夜难眠。

　　此时，他因为罹患恶性疟疾发烧六七天了，可是，他顾不上。他找来贫苦工农，找来区、乡、村干部，召开座谈会。他同代表们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生产情况。他希望每一位苏区干部，都要深入和关心群众，要用群众能接受的方式方法去沟通去了解。要敢于正视自己存在的缺点错误，要自觉向群众检讨。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出席了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在县城北门郑屋召开的裁判部干部会议。在县城王家祠接见与慰问了于都县红军家属代表会的全体代表，还出席了在县城谢家祠召开的赣南省三级干部大会，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更多的群众明白革命的重要性。

　　调查中，毛泽东了解到登贤县在肃反工作中存在“左”倾错误，万分着急，立即写信，连夜派自己的警卫员送到登贤，使登贤县肃反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及时得到纠正。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他还一再教育赣南省的苏维埃干部，越是非常时刻，越要牢记列宁“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伟大教导，要武装起头脑，要把学习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还同前来看望他的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赣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钟世斌和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同志亲切交谈，勉励他们坚持理想，鼓舞了他们面对革命困难的勇气。

　　就是在这里，毛泽东还受当时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委托深入到罗江、小溪等地调查了解于都方面的敌情和地形。接到指示后，毛泽东同志不顾自己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亲自下于都河探测水情，掌握第一手资料，仅半月时间，就把调查研究到的情况报告中央。1934年9月20日，从这里发出了《毛泽东关于信丰、于都等地区敌人活动情况致周恩来电》，为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集结突围进行战略转移部署，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

　　就是在这里，他一次次踏勘于都县城的地形，和于都河的水位情况，画出了突围的路线，测量了架设浮桥的地点。

　　就是在这里，他倡导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开展大规模的筹粮、筹款、扩大红军、征调挑夫等活动，调集了一切人力、物力，全力支援，为红军的战略转移，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1934年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县城东门等8个渡口开始渡河。

　　1934年10月18日傍晚，薄暮渐起，有隐隐的风吹过，在北门街的喧闹声越来越小的时候，毛泽东迈着大步，跨出何屋的门槛，径直走向东门渡口，随中央纵队跨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而从何屋出来的毛泽东，随身携带的只有一袋书、两条毯子、一件穿了很久的外套、一把用旧的雨伞和一块旧油布。

　　那个夜晚，一只只小船、一个个背包、一双双草鞋、一把把花生、一声声呜咽、一句句叮咛汇成了于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波澜壮阔，一场宏大而又悲壮的送别场面，像一幅荡气回肠的壮丽画卷，挂在于都河畔。

　　从此，于都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

　　巍巍于山，永远铭记着一代伟人的临危不乱的坚定和力挽狂澜的勇毅。

　　暮色，卷走了最后一片晚霞。回眸，再望一眼立于闹市中的何屋，想起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在《浴血荣光》里说：“何屋，是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神秘小屋。”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这样说：“何屋，是阳光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