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爱勇

　　起了个大早，要赶去30公里外的郊区，帮我对接的一个合作单位做些笔头活。时间定在早上8点，而单趟路程就得用去两个多小时，换乘三次地铁再步行近20分钟。怕误了事，我走得有些急。

　　记不清是在哪个站了，上来一位大叔，看起来年过六十，头发白了大半。此时早高峰未到，车厢里尚空。进了车厢，大叔不像大多数乘客一样往里走，四处张望有无空位。他似乎有些累，脚步轻飘绵软，鞋面踢踏着地面，懒得张望和挪步的样子，径直在靠车厢门的一侧斜斜地站定了，微闭着眼，像是在补觉。

　　这是开往郊区的线路，车厢里赶早的多为年轻人，有什么急事能让看起来已过退休年龄的大叔这么奔忙呢？我止不住好奇。站在离他一两米处，稍抬眼，大叔的细微举动尽在我的观察之中。

　　大叔确实是累了，闭眼小憩也没能缓解他的疲惫。上车不过一两分钟，他的身子沿着身后倚靠的厢墙缓缓地滑向地面。这个意外让他自己都有些惊讶茫然了。双手撑地努力了几次，他终于慢慢站了起来。

　　还好，他还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我在心里松了一口气。大家都是赶路人，都不容易。直到这时，我仍然把大叔看作一个因赶早而缺觉的人。

　　但显然我错了，站起来的大叔没能再回到他先前倚靠的地方。他的身体摇晃了几下，脚步踉跄错乱，猛然前倾，像一截被锯倒的大树砸向座椅，发出沉闷的声响。殷红的血汩汩淌成一股细泉，泉眼在他的额头。

　　“快扶他起来！”旁边有人在喊。

　　“他这是中风了吧，大小便都失禁了，能不能扶啊？”我跟着喊。大叔穿的是七分裤，我看到有黄而稀的污物顺着他的大腿内侧流向车厢地面。

　　我承认我受到了惊吓，近乎本能地想要离这具陷入危险的躯体稍远些。一个隐秘的念头不可抑制地冒了出来：若是去帮他，沾上血污秽物误事不说，帮着联系送医总得花去大半天吧，后续抑或还有更多不可预料的麻烦事发生。但某种由父母祖辈赠予我、被称作秉性的东西拖住了我逃离的脚步。一时间，我僵在原地，难以做出决定。犹豫中，我的手在电脑包里摸索着找手机，想要打出一个急救电话。我不敢凑近了细看大叔的脸色，只将眼光投向身边的他人。我想过了，再等等，若无人向前，我就伸手，最多是多点麻烦而已。如果任由一个白发伤者躺在一车厢衣冠楚楚的人面前不闻不问，羞愧和耻辱会把同为旁观者的我吊起来扇上千百个响亮的耳光。这么想着，在地铁冷气带来的凉意里，我竟然感觉到了几分燥热。

　　好在下一站很快到了，两个外来工模样的小伙子站起来，一左一右架起大叔走向站台。有工作人员迎上来询问，大叔睁开眼，坐上了休息椅，情况看起来不像我猜想的那般糟糕。我想要张嘴对救人者说上一句感谢，感谢他们刚刚赦免了一个懦弱者的负疚，帮他卸下了一副重担。但嘟嘟嘟的车厢关门警报声急促响起，轻易吞没了我的酝酿，列车继续轰隆向前，我的心头轻快了许多。

　　夜间返程时，我想要知道大叔的后续，去网络输入关键字查询，未果，倒是一条“小伙地铁发病，上海阿姨垫付万元手术费救治”的旧闻吸引了我。读完，像鲁迅先生在《一件小事》里对比车夫一般，我也觉出了自己心里隐藏的“小”。扪心自问，我同情弱者贫者，三五十块数百块捐出碎银子也是常事，在医院等叫号被插队能忍住不斗气，去年还在公交站台扶起了一个跌倒的老阿姨，我认定了自己是良善之人。可是，在大叔晕厥倒地的考验面前，我终于明白，我以往所谓的“善”只是“小善”，只是不危及自身的举手之劳而已。救人危难与避害自保的选择题，轻易就难倒了我。

　　自查自纠，犹未晚也。对一个有羞耻感的人来说，在经历过一次令他无地自容的突发考验后，下次，要答好这道人性的选择题，想必不再是什么难事。他知道，一双手，既要拿来，亦要捧出，如此，才能温热、融化某些比坚冰还要冰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