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青松

　　好的设计是一本书成功的一半，这应该是当下图书出版从业者普遍认同的一条法则。的确，碎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颜值是所有产品快速立足市场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图书也不例外。出版业在同类型图书上的“内卷”，也总是在编排设计上各显章法。走进书店抑或打开图书电商平台，搜索某个公版书，映入眼帘的品类不计其数，内行的读者往往着眼于编者、译者、版别，而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则自有一套审美体系。面对越来越纷繁的审美差异，图书品相能够捕获更多读者的眼缘成为提升购买欲的重要砝码。

　　对于图书颜值的追逐，看起来像是出版业渐成趋势的“面子工程”，但不可否认的是，好的设计从来不只是漂亮的外衣。封面设计是图书的一种语言，是文字的互通。“面子”固然重要，但忽略“里子”无疑是短视行为。能够停留在更多人的书架上乃至阅读记忆里的经典，绝非仅有好看的皮囊。

　　读者追求阅读美的享受无可厚非，如何内外兼修让图书表里如一，其实是给图书出版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书艺问道——吕敬人书籍设计40年”展上，著名书籍装帧设计师吕敬人从设计者角度提出，要让设计介入文字，与文字互动，去体现作者的叙事方式与情感表达。让设计介入文字，理应成为好的设计之道。其实这一理念由来已久，较早的践行者当属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和其同乡美术家陶元庆珠联璧合，在其诸多著作封面设计上对于字形、结构、插图的实践，与文本相得益彰，成就了一段书籍设计史上的佳话。

　　如鲁迅先生一般，作者兼任设计者，对于作品内涵的体悟投射到设计上，定然是最佳呈现。但这也实属个例，是鲁迅先生自身的艺术修为使然，因此直至今天，回望鲁迅先生的设计之风，仍然是惊叹声四起。而这也恰恰证明，好的设计具有跨越时空的征服力。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网格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力图用经典从时下名著翻译乱象中蹚出一条回归之路。这一新中国首套系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书，翻译之精、作品之全自不必说，但其最具话题性的还是留存于20世纪文学爱好者记忆中的经典网格封面设计。事实证明，面子和里子兼具的文学经典依然不会过时，“网格本”的血脉借着设计语言的重新发声得以在新世纪完美接续。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重提这一经典设计背后的人物——张守义，他与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陶雪华以“南陶北张”的组合力量，奉献了一个时代的名著设计经典。一个好的设计者往往会和经典作品同时被铭刻于心。但设计者唯有在激荡的时代中守住本心，才是经典永流传的密钥。21世纪以来，图书设计对于设计语言、技术语言的融合日臻成熟，“世界最美的书”“中国最美的书”等一系列图书界的“选美活动”让设计者逐渐走出幕后，尽显设计主张。吕敬人、速泰熙、朱赢椿、陆智昌等一大批新生代装帧设计师，形成各具风格的图书设计特色，自然也成为许多出版社的宠儿。图书逐渐成为另一种形态的艺术品，满足了人们日益丰富的精神需求。不过让人隐忧的是，跟风者在设计与技术上无所不用其极，剑走偏锋，各类材质的应用眼花缭乱，也许又会走向另一种有面无里、华而不实的极端。

　　读图时代，作为“里子”的文本时常要让位于更具直观印象的“面子”，已经是短期内不可逆的现象。当图书竞相以颜值满足不同读者的口味，既反映出文化繁荣之下人对于美的多样追求，也从侧面透出一丝快节奏中阅读的落寞感。不过，作为图书出版从业者，我们希冀投其所好且恰如其分的装帧设计是一扇诱导更多人走进图书的大门，去领略每个作者架构的文字世界，体悟面子背后的里子。

　　延伸阅读

　　封面设计，始于鲁迅

　　□ 刘诗良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的文学家身份，早已广为人知；而作为中国现代书刊装帧设计的先驱者，鲁迅的书刊装帧设计者身份，许多人颇为陌生。鲁迅一生亲自设计或指导设计的书刊封面逾百种，《鲁迅的封面》一书，梳理精选82个鲁迅著译初版本的封面，今天看来“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这些封面缔造了现代文学最醒目的一批“门面”，阐释了鲁迅对书刊装帧设计的美学观念与艺术追求。

　　鲁迅不是专业的美术家，但他却有过人的美术天赋。陈丹青评价他：“在我能够读到的民国文艺言论中，鲁迅是一位最懂绘画、最有洞察力、最有说服力的议论家，是一位真正前卫的实践者，同时，是精于选择的赏鉴家。”北京大学校徽，就出自鲁迅之手。它的整体设计灵感来源于传统汉代瓦当图，以篆书“北大”二字组成三个人形。整个图案既继承传统又锐意创新，线条简洁且内涵丰富，鲁迅释义“瓦当表全校同心，文字喻师生协力，期望北大学术精进，事业圆成”，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

　　鲁迅设计书刊封面，是自觉而清醒的艺术追求。他说：“过去所出的书，书面上或者找名人题字，或者采用铅字排印，这些都是老套，我想把它改一改，所以自己来设计了。”《呐喊》的封面是鲁迅最优秀也最具影响的设计：封面用暗红底色，书名“呐喊”和作者“鲁迅”分上下两层，以印章形式镌刻在一黑色长方块中。汉隶体“呐喊”二字突出了三个“口”字，使字呈现画意，仿佛三口齐声呐喊，在暗红底色黑印衬托下，简洁有力，肃穆庄重，意味深长，“不遣一兵，却似有千军万马；师承古籍，却发出令人觉醒的先声”。

　　鲁迅倡导的装帧设计思想，是“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内外两面都与世界和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他的一批书刊封面，只以文字设计，却充分融合文字装饰与图案意象、封面色彩，举手投足别具创新，有大家气象。《热风》封面只由书名、作者构成，均为鲁迅手书，书名两字略大，作者两字略小，郭沫若评价鲁迅书法“融冶隶篆于一炉……洒脱而有法度”，封面简洁大气，有气宇轩昂之美感。《伪自由书》封面一书双名，皆由鲁迅亲题，一列字体略大，伪自由书；一列字体略小，一名“不三不四”集。同一本书，封面上出现两个书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孤例。译作《毁灭》封面，把年号“1931”排列在一条如标尺的横线上方，数字之间间距相同，仿佛在计算历史，别出心裁，庄重深刻，而鲁迅复杂广大的内心世界也借此得以记录与呈现。

　　鲁迅译作封面，敢于“拿来”，崇尚形式与内容的契合。他曾有意“引入世界上的灿烂的新作”，出版了《艺苑朝作》五辑，《近代木刻选集》封面中间即一木刻小品，图案为星星及其运行轨迹，系一法国画家作品；《域外小说集》封面排印着一幅文艺女神在日将破晓的晨光中弹奏竖琴的版画；《近代美术史潮论》的封面母本则是凡·高的名作《播种者》……中西合璧的图文意味、笔墨趣味，引人体味，耐人寻味。

　　鲁迅曾对美术家提出要求：“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鲁迅设计的书刊封面，是现代文学和美术的重要收获，鲁迅的封面，正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

　　（《鲁迅的封面》，薛林荣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