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爱勇

　　我国设立首个教师节的1985年，我入读步桥小学一年级，我的大哥担任我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直至我小学毕业，教期5年。

　　——题 记

　　日子倏忽而过。再有两年，大哥新根就入耳顺之年了。他在老家200公里外的湖南浏阳看工地，划算着要存几个养老钱。这几年，他添了外孙、孙女，儿女也相继升职、置房、买车，算得上顺风顺水。

　　我这么对大哥说时，他在电话那头呵呵轻笑起来，说，也好，也不好。这倒不是因为贪心，实则是他错失了最为中意的一桩差事——虽然那只是一份苦熬的代课教职。抛开未能转正带来的收入差距和生活动荡不说，那些曾经的学生碰面时仍愿意喊一声“邓老师”，也让他有些为难：不应，拂了学生好意；应吧，自己早已不是老师，怕人听了当作笑话。“要是能一直教下去就好了。”这样的心事，对身兼他最小弟弟和第一届毕业班学生的我偶尔说上几句，再合适不过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20岁出头的大哥走进家乡步桥小学的课堂，成了一名不占编制的民办教师。他精耕细作，舍得出心力，教材教案随身带，夜间点灯改作业，比整个大队最勤快的作田人还要勤快，慢慢在各个村里有了一些好名声。放学时分，有顽劣学生的父母在田间劳作，见了大哥出校门，远远就喊：邓老师，我家伢子再不听话，你下手打就是，打伤了不怪你。

　　我的大哥没有踏入这个当年在乡村小学司空见惯的怪圈。他不想步那些年长同事的后尘，决意舍弃强制逼迫式的粗陋教学法。他高中毕业，喜爱阅读，或许还幻想过在写作上成名成家，心里藏着挑战一把公办教师教学成绩的冲劲。于是在大哥的语文课堂上，范文诵读总是作为课前“热身”不厌其烦地上演，人人期待自己写下的文字能经由他的嘴念出，那将是足以引来羡慕或嫉妒的一项谈资。步桥小学的校园由此常常出现一种奇怪的对比：当年长同事用方言训斥责骂正酣时，我大哥这边却时有欢快的笑声伴着普通话的诵读传出。

　　以近乎天然去热爱一份工作，得到的回馈也浑然天成。1990年的夏天，当大哥目送他带出的第一届毕业班学生走进小升初的考场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能实现曾在心里悄悄立下的誓言。升学率全镇第一名的喜讯就像一坛浓烈的陈酿美酒，迅速挥散开来，我的大哥是那个醉酒最深的人。

　　“那时候是真喜欢，从来不觉得教书有多难，也不烦。”这段往事带给我大哥的愉悦，不但没有随着时光流逝，反而越来越显得醇厚绵柔。

　　我无意为大哥粉饰立言，但以他连任我5年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经历来看，他确实称得上我求学时期的良师之一。他最早给我树立了公平意识。在学校，我只敢叫他老师，迟到了同样接受罚站，为闹脾气逃学还吃过他的一巴掌。为我制造严厉的同时，他也没忘了创设鼓励。我的那些蹩脚的所谓范文，在经过了他的诵读、点评和张贴后，神奇般地让一个贫寒的农家孩子生出梦想的翅膀，心甘情愿地在20多年里与一个关乎文字的职业相守相依。

　　1995年的秋季开学季，和父母一同张罗完我的师范入学酒后，大哥放下捏了11年的教鞭。在离愁别绪的驱使下，并不善饮的他在学校组织的欢送酒席上频频举杯。尔后，他面色微红，带着浅浅的醉意与师生们作别，身后是孩子们高高低低的哽咽声和不停挥动的手臂。在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他刚入学一年级的7岁儿子失去了他成长以来最大的骄傲。

　　带着这份珍贵的记忆，我的大哥在往后的打拼中磕磕绊绊却始终心神不乱。又一个11年过去，当年那个哭泣的男孩考入一所985名校，为父亲突然流逝的代教岁月添补了一个美好的注释。

　　我的大哥是个沉默的人。他不说，我也知道，那段与孩子相守相伴的日子，鲜活，明亮，是他人生中永远不会磨灭的芳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