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颖

　　我读书没有章法，不成系统，喜欢随性而读。

　　因而，我也更容易被突围学科边界的写作打动，中意那些福至心灵的写作瞬间。在《孔子大历史》里，李硕引用了陈忠实笔下白孝文回乡的成段心理描写，来类比孔子回颜家庄的落寞！用当代文学形象类比孔子，哪个学院派学者敢这么解读啊？！这可太有趣了。与读李硕的过瘾相类似，阅读陈之藩、陈平原也能带来令人拍案的快乐。我自己不负责任地把他们归入“野生学者”类别，我可太喜欢这一类无视学科边界，跟着喜好信笔由疆去开拓思维疆域的写作了！它们带着活泼泼的生动的创见。

　　但更多寻常的读书时刻里，我中意理性的克制的书写。

　　大数据说非虚构占我全年阅读的8.9%，这大抵是对个人阅读喜好较准确的捕捉。我喜欢阅读不了解的领域和他人真诚的生活经验。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递》的结尾写道：“在我看来，只要是认真度过的日子，最后都不会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来问我需要什么，我也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如果跟随着他的讲述，历经物流公司夜班12小时后因少眠的失控和暴怒，对他轻微酗酒习惯的养成原因了然，读过了那个画过漫画、卖过服装、送过快递、做过卤味的年轻人的成长故事，你会珍视这份有阅历的诗心。如同珍惜陈年喜满是老茧的深情：“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因为职业原因，我亲近言之有物的基层写作，警惕以围观的视角记录他人生活的苍白自我感动；认同把自己丢进大地的观察、放进人民当中的创作，警惕不节制的抒情、不体恤的上帝视角和表层知识分子式不痛不痒的记录。我像个埃莱娜·费兰特笔下的市政大厅的门房，近乎苛刻地用这一原则挑剔着审视自己读到的书、审视写书的人，然后把筛选过了的作品端端正正请进我的书房：你好呀，胡安焉；欢迎光临，陈年喜；喝杯茶，刘庆邦；坐啊，李娟……

　　可大数据判定我是马伯庸重度爱好者，我是不认的。要怪就怪马伯庸写书速度实在太快。如果在他2024年的新书里只选一本，我会投给《食南之徒》。我还很喜欢读马伯庸每年的年度书单，大概因为年龄差不大，总能捞着几本感兴趣的。也因为年年定时等他的书单，冲浪见着读者张口质疑他没读过那几本书，理由居然是“他的写作内容基本只写中国历史的，推测他不会读那么多国外作品”，这种傲慢的张口就来的偏见实在太讨厌了，我很不客气地回怼了。这么说来，我大抵也可以算半个马伯庸粉丝了？

　　这一年还读了一些小说家评小说的书，又好读又有创见。

　　毕飞宇讲蒲松龄的叙事天赋——用八个字白描一对中年丧子的夫妻：“夫妻向隅，茅舍无烟”，两个麻袋似的人坐在屋子一角发呆，冰冷、绝望、死寂，人、物、景、情均跟日常生活撕不开；讲林冲“提了枪，便出庙门东去”的妙，一个按部就班、理性隐忍到了骨子里的人，他怂货的人生没有一点点革命性，却最终选择了杀人和流亡，这才是对世道最大的反叛，这才叫“逼上梁山”。这是毕飞宇的《小说课》，多是文本分析，不挑读者。

　　近年来对西方构建的文明秩序的反思和质疑是世界范围内的，后殖民理论衍生出来一套学说“东方学”，提出东方主义理论的巴勒斯坦人萨义德，文质彬彬地告诉世人西方人对东方的藐视和异质化解读；阿来不一样，他对东方主义的审视是作家式的，精准点说，莫泊桑式的——直接一巴掌掴上去。他这样讽刺英国作家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书中最高的精神生活是西方的生活，而藏族人则在下面负责耕种。”这无疑是一种鞭辟入里的洞见。读完他对小说的思考，再进入阿来的小说文本，你会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阿来的小说里，纪年很特别。比如《空山》，它的纪年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夏天”，不是传统乡土小说的写法，也不是当代文学里常见的“人民公社那一年”。我个人的理解，这是刻意为之，但不是对马尔克斯的拙劣模仿，这里头有作家宏大的文学理想和历史观。他跳出了具体的时事和时代，在讲述一方更久远的土地和川西高原的精神传统。这是一个有绝对自信的小说家，在讲述他认为更永恒且有价值的东西。但阿来没讲过这样的话，阿来没有说“我的小说可以战胜时间”这种狷狂的话，是我作为一个读者胡说的。这是阿来的《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里头关于短篇小说是什么的说法，说得特别好。

　　但卡佛肯定不会同意阿来关于短篇小说的意见的。对于短篇小说，卡佛和阿来的审美，分别是燕瘦和环肥。我不是卡佛小说的忠粉，但我太认同他的小说理论了。他认同短篇小说是“余光一瞥所见”，喜欢拥有危险感和胁迫感的短篇，他强调不使用“文学”的辞藻和“伪诗意”的语言，要使用平实的、正常说话的、我们用来交谈的语言，相信实在的词语的效用，他不厌其烦地重复埃兹拉·庞德的那句“表述的根本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

　　我们来欣赏一个卡佛的小说准则里好的短篇小说开头吧——

　　“我偷东西。”这是莫娜·辛普森《草坪》的开头。

　　你得承认，这四个字它让读者欲罢不能。

　　再来见识见识不抽象武断模棱两可的句子的力量好了——

　　“我只是不想当个累赘。”

　　“你是，”她说，“但没关系。我是说，我是你妈妈，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累赘。”

　　这是大卫·利普斯基《三千美元》里的两句简短对话。可是，爱的模样清晰可见是不是？只是两句话而已啊。

　　以上是卡佛的遗作《需要我时打给我》。那么，就借用这位离开了我们的作家的话结尾吧：愿我们总能对好的写作持有罕见的爱。

　　■周 颖

　　年龄：90后

　　职业：媒体人

　　年度阅读量：39本

　　读书类目：历史、文学、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