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 亦

　　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作家莫言，让我领悟到聆听的奥妙，每次想起仍回味悠长。

　　三年前一个春日，受团结香港基金创办的中华学社邀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来香港演讲，基金主席董建华先生在金钟港丽酒店设便宴招待他，并请学界、商界、政界的几位人士作陪，我有幸参加。

　　席前，董先生向莫言一一介绍在座的陪客，当最后介绍到香港著名企业家Y先生时，特别称赞他对人生哲学有研究。

　　Y先生中等身材，满头银发，年近古稀。他谦虚地谢过，接过话认真地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想了几十年。就是作为一名企业家，到底要赚多少钱才算够？”他的话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Y先生停顿了一下，用手理了理银发，接着说：“有人说100个亿就够啦，可是真有了100个亿，又想去赚1000亿，等到有了1000亿，又想往3000亿赚。其实呢，这些钱也不是为自己赚。如果说是为了后代着想，按理应该得到儿孙的感激，但是有一天很可能适得其反，反而遭后辈嫌弃。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有时很奇葩，他会觉得怎么给他们那么大责任，要为你照顾1000亿财产，多麻烦，没有人生乐趣啊！如果说是为国家，为香港，是一份使命感，别人不也是这样吗？你难道不给别人机会？”他一口气自问自答地说了好几分钟。

　　Y先生抛出的命题既简单、又复杂，既易答、又难解，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哲学命题，大家立刻陷入了深思。

　　“他其实是在讲自己，他是很会赚钱的，但懂得适可而止。”董先生笑着说，随即回忆起一件往事：“记得我做特首时，1998年金融风暴，政府推一块地出来，那时没人要的。他聪明得不得了，他投了。这块地在九龙。”

　　Y先生笑了，不疾不徐地讲起那段故事：“当时这块地推出时，地价正在大跌，大家认为价格还会掉。但我没有等，果断买了，一共12.4亿港元。认识我的朋友都说买贵了。我想，如不买贵，我哪能拿得到！”他的理念十分新颖，大家频频点头。

　　见众人听得认真，Y先生又往下说：“我为什么敢买呢？我这个钱不是父亲给我的，是自己赚的。这个12.4亿是怎么来的呢？是我卖尖沙咀物业得来的。那是1981年买的，当时我花了2个亿，其中从银行借款1.2亿，我自己拿出8000万。1994年卖出去时，卖了14亿港元，赚到12亿。我就用这个12亿买了九龙这块地。因此，那时我想，即使亏了其实只亏掉8000万。我是这样计算的，也是这样安慰自己的，我不是赌12亿，是赌8000万。”

　　众人大笑，对他的生意经十分感兴趣，也对他的投资气魄非常佩服。

　　言谈之间，餐厅服务员上汤了。Y先生呷了一口汤继续说：“这个8000万港币怎么来的呢？里面又有故事。1978年，我与别人做生意，合作办了一个贸易公司，投资50万美金，几年后卖出去了，卖了7800万美元，我占一半，也就是3900万美元，首批款到账约8000万港币。因此我是从50万美元开始，5年后变成了3900万美元，13年后变成了12亿港币，12亿买了那块地。”

　　在座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已82岁高龄，但思维敏捷，快言快语，马上问：“这块地卖掉没有？”Y先生说：“还是我的。”金又问：“现在地价多少？”Y先生笑笑说：“超过100亿港币。”金耀基赞道：“至少赚80多亿，还是你有眼光！”

　　我插话说：“他懂得赚钱，更懂得回馈社会。现在主要精力花在做慈善上。”我知道，Y先生其实早就想明白了刚才提的问题。一次见面时，他向我介绍过，他把公司主要业务交给团队打理，而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用于慈善和公益。

　　董先生见大家谈兴很浓，便作了个“请”的手势，让大家边吃边聊。见众人动起了筷子，他又主动拉开了话匣：“刚才说到慈善问题，我最近研究了犹太人的传统，有一件事很奇怪，犹太人富人多，但不少犹太人到晚年财产不留给下一辈，而是大部分捐掉，要么捐给国家，要么捐给社会。”

　　“大部分都捐？”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好奇地问。

　　董先生点点头说，后来他和以色列的朋友聊，怎么会这样呢？与中国人的观念完全不同，中国人几乎绝大部分交给家里人。朋友告诉他，因为犹太人历史上经历太多苦难：欺压、唾弃、屠杀，深深意识到唯一可保护他们的就是自己的国家。所以，许多人晚年除了留很少一点点财产给孩子，遗产大部分捐给国家或社会。

　　中华学社社长郑培凯教授感叹地说：“是啊，犹太人总是捐掉！”他讲起一件记忆深刻的事，上世纪50年代，纽约时报曾经报道，有个大学突然收到有人捐的5000万美金，但不知捐助者是谁，天上掉下来一样。后来赶紧去查，搞清楚了是位老太太临终前捐的。再了解，老太太与学校也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仅仅是住在附近，在世时每天经过这个学校而已。这位老太太就是个犹太人。

　　大家听了啧啧称奇，赞叹不已。

　　郑教授接着说：“其实中国慈善文化也由来已久，像陈嘉庚，一个人不惜倾家荡产支持一个大学，就是厦门大学。”

　　金教授说：“大慈善家田家炳也捐了很多钱。”

　　在座者又举出邵逸夫、陈启宗、卢志强等人的名字，并欣慰地说，无论香港，还是内地、台湾，热心慈善和公益的华人企业家越来越多。

　　大家又围绕为什么要赚钱，钱是应多留给家人还是多回馈社会，是应多用于公益还是多支持国家，各抒己见，谈笑风生。

　　我观察莫言一直认真听着，有时点点头，有时微微笑，若有所思，一语不发。

　　董先生转头看了一眼坐在右侧主宾位的莫言，突然想起什么，急急扬手对大家说：“各位，各位，我打断一下，今天我们请莫言先生来，是想请他来一起讨论如何推动香港文学。现在我们是不是换一个话题，言归正传，一起来谈谈文学。”

　　莫言笑了，连连摆手道：“不用换，不用换，这就是文学呀！”

　　大家起初一愣，随即恍然大悟，哈哈大笑。是啊，文学来源于生活，生活是文学之根、文学之母。这不就是最好的文学吗！难怪莫言一言不发，原来他听得津津有味呢。

　　莫言善于聆听。孩提时他就把集市上听来的说书人讲的故事“添油加醋”地复述给妈妈、姐姐和奶奶听；长大了，他开始“用耳朵阅读”，把田间地头、牛棚马厩听来的各种神怪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谈写进了他的小说。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文学院发表演讲时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莫言更是一个善于听故事的人，因为听故事，才有了他的一本本魔幻与现实融合、历史与现实并存的厚重小说。

　　人们常说，说亦是听，听亦是说，但会说的人不一定会听，而会听的人则一定会说。莫言正是这样一个会听的人。

　　金教授感慨地说：“莫言先生说得对，文学离不开故事，刚才讲的是活生生的香港故事，其实中国40年的巨大变化，不知道有多少传奇故事，这些大故事小故事串起来，就是最生动的文学素材！”

　　也许有一天，港丽酒店饭桌上的谈笑说不准就真的成了莫言小说里的故事呢，握别莫言时，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