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迪勇

　　学问之道，贵在创新，但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难。加拿大媒介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能够看到的各类学术成果，绝大多数都是普及性的或应景性的，真正称得上创新的学术成果尚不足百分之五。麦克卢汉的话说得也许有点绝对，却并不违背中外学术史的发展事实：时至今日，任何学科累积下来的科研成果都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真正成为一个学科基石性的东西却不会太多；事实上，绝大多数所谓的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都逃不过时间的淘洗，很快成为过眼烟云。

　　在笔者看来，对于那极其少数的创新性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创新可称之为“从头说”。这就是说，研究者发现了别人还没有涉足的新的学术领域，找到了真正值得研究的有重要价值的学术问题，并首次对此问题进行了有学理性的描述、阐释和解答。第二类创新可称之为“重新说”，即对传统学术领域中的经典问题从新的角度进行观照，并对之做出了别出心裁的新解释，从而使人们对一个老的学术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第三类创新则可称之为“接着说”。也就是研究的领域及研究的问题都并非首创，甚至研究的路径都是他人早已开辟的，但研究者沿着这一路径对已有的研究有所推进、有所发展。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要做出“接着说”的创新已属不易，做出“重新说”的创新更是困难，而做出“从头说”的创新则堪称难上加难。

　　近年来，学者王琦一直致力于叙事学视域下新探汤显祖戏曲文本，并发表了相关的博士论文、专著《汤显祖戏曲文本叙事研究》等。汤显祖，有着“东方莎士比亚”之称，由于这位极具创造性的剧作家一直以来都受到中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多年来，研究汤显祖戏曲作品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不计其数；而且，从叙事学的角度考察汤显祖的戏曲文本，也早已有学者做过了成功的尝试。显然，要对汤显祖这样一位研究热度一直都很高的作家进行研究，无论是就研究领域、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路径而言，都实在难以做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王琦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仍从“叙事”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接着说”，而且确实说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从而使汤显祖的“戏曲文本叙事”呈现出了前人未曾看过的新面貌。

　　在笔者看来，王琦运用叙事学理论探析汤显祖戏曲文本，新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考察问题的整体性。众所周知，汤显祖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明代戏曲作家，他一生创作的5部作品（分别为《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外加一部尚未完成的《紫箫记》）都堪称戏曲文学的精品。在已有的研究中，对这5部戏曲作品分别进行阐释或从某个角度进行考察的研究成果都很多，但从叙事学的角度对这些戏曲作品进行整体性观照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而能综合运用叙事学理论，对这5部作品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的考察，并带有相当理论色彩和较为严密逻辑性的研究成果，王琦的相关研究实属难得。

　　其次是理论视角的新颖性。王琦从叙事学的角度切入，具体研究汤显祖的“戏曲文本”，即涵盖其全部戏曲文本中的曲文、宾白、科介、作者题词、下场诗等在内的所有叙事性要素。当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从叙事学角度考察汤显祖的成果并非首创，但以往的研究多局限于所谓的“经典叙事学”，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而王琦则对叙事理论的最新发展较为了解，这就使其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新颖性。如在其《汤显祖戏曲文本叙事研究》专著中，分七章，分别探讨了汤显祖五部戏曲文本的叙事主题、人物塑造、叙事策略、梦叙事、叙事时间、空间叙事、听觉叙事等问题。像“梦叙事”“空间叙事”以及“听觉叙事”（声音叙事）等代表叙事学最新发展的新理论，都被用来分析汤显祖的戏曲文本，这种新的理论视野必然会给汤显祖研究带来新的面貌。其中，“梦叙事”自本人于《梦：时间与叙事》一文中首次提出后，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但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汤显祖的戏曲文本，却显得非常贴切，因为这位剧作家的代表作本来就有“临川四梦”之称。从《汤显祖戏曲文本叙事研究》的第四章也不难看出，“梦叙事”理论的运用，确实让人们从汤显祖的“梦戏剧”中看到了许多新的东西。

　　毋庸讳言，叙事学视域下新探汤显祖戏曲文本，也并非十全十美，或尚存在少量理论阐述与文本分析不够融洽，或对某些叙事理论的理解和运用还有深入挖掘的空间。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戏曲是一种紧密联系舞台演出的作品，戏曲的原始形态甚至可以不依赖文本，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从“文本”的层面去考察戏曲的叙事性，亦是不够完整的。尽管这些研究已经考虑到了文本的“舞台性”特征，但是，如果能增加专门探讨汤显祖戏曲“文本”与“舞台”关系的篇章，会更为全面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