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飞

　　高安市采茶剧团最近创排的《红色货郎》（编剧王恩施，总导演童薇薇，执行导演陈超）以传奇跌宕的故事讲述、悲喜交织的艺术风格、诗意流畅的舞台呈现，跳出了红色题材惯常的话语模式和情节套路，赋予了别具一格的审美品相和人文气质。《红色货郎》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那个天崩地坼的历史动荡中，靠走街串巷兜售日用品糊口的货郎陈康，无意间将国民党强买烟酒留下的子弹卖给了红军，从而卷入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老族长反动势力之间的残酷斗争，在红军的无私关爱和救助下，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的传奇历程。

　　新时代以来的舞台艺术，越来越多的作品借小人物、普通人的成长书写信仰和崇高主题，《红色货郎》承此脉络而又别开生面——既非主流的宏大叙事，也有别于精英预设的个体关怀，而是用猝不及防卷入事件的民间本能，懒散不羁地释放出枝蔓线条。作为一个小人物，货郎不可能像后世历史学家那样预知到当年反“围剿”斗争的艰险，也缺乏对其重大意义的认识。朴素、充满烟火气的货郎，过得市井又卑微，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买卖挣钱把老婆娶回家。他的被卷入，是因为“弹药换钱”，这是货郎的行动线，也是逐渐升华其内心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的戏剧动作。该剧从以物易物这个极富戏剧性的视角引发一系列戏剧冲突，表现货郎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即从一个满足自我生存欲望、执念于迎娶“入门寡”包秀灵这些世俗生活的人，到一个在被反动恶霸毒打迫害与红军马连长的牺牲中初步认识革命，并立志成为红军，一辈子跟党走的“人”的转变。一开始，他的处境是相当被动的，他对那个动荡年代里血与火的战争，完全懵懂无知。《红色货郎》把整个故事抛回到一种“混沌”状态，让人物根据具体的情境去作出选择，也因此从最原初、最具体的角度挖掘出了生存本能、生活需要所蕴藉的能量与活力，以及它们经过锤炼升华为理想信念的过程。不居高临下，不灌输感召，而是提供一种理想信念的民间解法，诠释了“自发”向“自觉”转变的深刻逻辑。这种“混沌”情境，无疑更具有历史现场的味道。创作者没有一开始就把货郎的思想境界提升到革命信仰的高度，反而是让他处处有小狡黠、小贪念。比如，他意外得到一些子弹，赚了几块银元，却被族长训斥；连相好的女子包秀灵也觉得他的做法风险太大，劝其谨慎从事。然而，为了凑齐娶心爱女子的彩礼，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铤而走险，并险些在族长的用刑中丧命。在货郎的生活经历中，他可能搞不懂红军马连长提到的中国工农红军到底是什么，也没有所谓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概念，但是他原本指望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就能梦想成真的朴素愿望，在贪婪的国民党军队和老族长面前被撕得粉碎。而红军对他的关爱乃至当他面临险境时的挺身相救，让他有了榜样、有了希望、有了信仰，逐渐感受到马连长所向往的未来——“建设新世界，人人享太平”，所追求的理想——“扶危济困、爱民如子、服务民众、反对压迫”，是真诚的、无私的、纯粹的，感受到马连长的坚韧执着、关键时刻舍己为人的行动，是温暖的、无畏的、勇敢的。在马连长为救他献出宝贵生命之后，货郎从灵魂深处获得情感价值的认同，货郎的乱世行脚与红军队伍气壮山河的革命步伐实现了联动，催促着他从小我走向大我。这个小人物的个体动机与行动走向是那样的典型与独特，信仰和崇高因这个人的纯粹、执着而变得真实、具体。

　　该剧的叙事情节和人物设计带有草根小人物的原生态气质，这些呈现在舞台上，则表现出了一种真实状态下的多种艺术风格的交织与互渗。严肃的、深刻的、悲壮的精神内涵，却通过轻松的、诙谐的、浪漫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不乏激烈的反差、对比。《红色货郎》的二度创作中，导演在充分尊重高安采茶戏艺术特色的基础上，以活态融合的方式实现了对于传统的活态传承。比如，将诸如树木、店铺等在内的“人造景观”与空灵的舞台空间、诙谐趣味的人物行动融合在一起，实现了人、物、景在意义表达上的协调统一；将扁担舞、矮子步等采茶戏绝活与带有仪式感、象征性的叙事情境融合，都用得藏筋蕴骨、得体贴切，实现了传统程式与现代表达的对接。将地域特色浓厚的民歌和小调融入男女主角的唱腔设计中，适当加入西洋乐器来丰富配乐，大量使用打击乐增强武戏的紧张感，由村姑组成的小歌队融入情节演进、观众互动的过程中，看似写意乱入，却得真意，丰富了红色故事的讲述视角，糅合了叙事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这当然离不开几位主要演员特别是货郎饰演者的扎实基本功和优秀的舞台表现，但导演从回归民间视角，到进入传奇的喜剧结构，再到土洋结合、歌舞同台的自信从容，是起到统摄作用的。应该说，该剧的呈现无论是题材视角、叙述文本还是舞台样式，都透着浓厚的重塑民间、重塑传统与沟通现代的意味，从而真切感受到导演所赋予剧作的诗意观照。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导演为演员们找到了舞台表现的“形象的种子”与“行动的方向”。特别是货郎一角，是出彩、出色的，也是极富个性且具有典型意义的。他身上的小农思维与行事做派，比如满足于生活上的小富即安，遇到危险又胆小怕事，在处事原则上还有一点点狡黠，这些都在剧中得到了幽默、风趣的体现；但是，他在经过红军救助、思想洗礼后的大是大非与物质诱惑的纠结面前，又有坚守担当、善良纯洁的一面，不惧危险挑战，经得起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有坚强的意志与不屈的斗志，这是货郎能够担当得起从“你对我恩重如山，我必结草衔环”的民间伦理走向红色革命信仰的基础，也是流淌在中国普通民众身上的最宝贵的东西。这些通过鲜活的新程式都“长”在了演员的身上，实现了表演技巧、演唱功力、精神气质与角色塑造的统一。

　　《红色货郎》的创演留下了很多启示，饱含了现代精神的灌注与道德力量的阐释，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致敬信仰、致敬红土地，不只是一个小人物的成长历程，更多的是主创们背负责任和使命的深刻探索，那一种义不容辞的担当，以及流淌在舞台上的，对剧种的、对一路走来的自己更熨帖更细致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