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莉

　　朋友从微信发来汪曾祺先生随笔《五味》给我看，附加读后感。大意是汪先生不愧为大家，这篇文章谈吃谈得她如何念恋不忘，口齿生津。酸甜苦辣咸各味，又写得多么细致入微一读难忘。

　　赶紧去读。读完之后我回友人说：“要说这篇文章的好，那得属汪先生起头起得好！”

　　汪先生此文起头只一句：“山西人真能吃醋！”接下去他就开写山西陈醋逸事一则。有一年，汪先生去山西，正逢春节前夕，别的城市该都供应好酒了。可在太原街头，那些店面前都贴着纸：“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

　　醋比酒更应景更重要，也只有山西了。醋味比酒味更招人待见，也只有山西。汪先生以一则这样的轶事逗人哈哈大笑，五味中“酸”之一味也在轻快的阅读里，悄然深入读者之心。

　　一般人眼里，一个文学大家的文章起头，要么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起头，便道出一段关于幸福人生的警句。后来那警句路人皆知——我一直觉得像托尔斯泰这样在作品起头就开谈宏大的哲理，很像是一片混乱的场面里突然来了老大，场子一下就镇住了。要么像张爱玲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这样的起头，不紧不慢又艳丽妖娆，传统说书人一般沉稳，却又挑破传统小说起头笔法，横空出世。几乎不可模仿。

　　而汪先生这样的文章起头，却不炫技、不布道。也不摆谱、不拿搪。只是直白、平淡。连老太太、小朋友讲话，也能这样起头。可是事情不求大，只求巧。要谈柴米油盐这样的事情，就得有这样一个朴素、直接，兼带诙谐的起头来相配，才是最巧妙契合。

　　就像一个敞亮的窗口，你一打那经过，就知道里头有没有内容。那内容，又有没有味道，值不值得你为之流连。

　　于读者而言，读文章起头犹如初次见面时的握手。双方一握触，即可大致判定对方身体体质、健康度、为人的真伪度。甚至也可决定以后的交往深浅度。虎口阔厚绵暖，握之妥帖安心；指尖或掌心冰凉，大约是气血不畅。又或者与你的掌都来不及相贴，只轻轻掠过，像风掠过一根草茎，则对方大约是没把你放在心上。

　　文章起头，读者一看，也能大略得知作者是否扭捏作态、是否王婆卖瓜。又是否举世高人，是否世外仙姝。最终决定是否值得花上一时半刻读下去。这一个起头，着实要紧。

　　汪先生这一握，爽朗直白有劲道。不绵软，不空洞，关键是一点儿也不造作。是一个走南闯北之后，已不屑于耍弄噱头卖弄见识的人，他只定定地瞅你两眼，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那种直接。他如是厌弃对方，一句都不会开口；如他愿意倾吐，那你是有福了。他就会如这文章的起头那样，跟你爽朗一握。握过之后，你静静地等着听就好了。

　　你得到的，终将超过你想要的。

　　汪先生早期文章的起头却是另外一番光景。

　　“一枝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

　　如果不告诉人，谁也想不到这是他写于1944年的小说《复仇》一文的开头。

　　这起头，信息杂而密集。视觉、味觉、触觉都有。也不能说不高明。可是，读者会有点蒙。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

　　新鲜或是陈腐，“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的“有”，在这个起头里，还不能够判定。

　　年轻时写作是会这样的，情感无限放纵，胸怀与见识却没有储备齐全。同时下笔之时，功利心、得失心也翻卷上来。文字因而难免跳跃、抓狂。

　　两相比照，你还是愿意听老来的汪先生谈吃谈喝谈俗事常情吧？山高水远、风云诡谲，都漫漶在那絮絮的质朴文字里，却又一点儿痕迹也捉拿不到。

　　经典之光有两种。一种如汪曾祺晚期几乎所有作品，如狄更斯《双城记》开头：“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这样的作家，愈老愈平和，愈老愈全面而中肯。平和与中肯中，发散出景德镇古瓷那样的“宝光”。

　　而另一种是纳博科夫、张爱玲那样的天才之光。纳博科夫《洛丽塔》起头是这样的：“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我的灵魂……洛——丽——塔，舌尖得由上颚向下移动三次，到第三次再轻轻贴在牙齿上：洛——丽——塔。”这样的起头，具象、动感、直击内心，几乎是不可再生。一首诗也不过如此。很多年前池莉谈对她影响深刻的作家作品，即举《洛丽塔》的开头为例。天才如此耀目，你读之时不由得要微微眯缝上眼睛。

　　作为一个贵族后裔，一个一生用英语写作的俄罗斯人，一个美国大学教授，纳博科夫终生游弋于写作与蝴蝶新品种研究两大领域。而两样都做得极为成功。他有些像武侠小说里的顶尖高手，左手和右手使不同的武器，可以同时表演，同时杀人。

　　起头如握手。纳博科夫这样的，他摆弄文章之时根本没打算跟谁握手。他弄完小说，就急着要带上捕蝴蝶的网兜到山里去。发现一个新品种的蝴蝶，与写出一部好小说的愿望，对他一样强烈。

　　至于你跟不跟得上他，就看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