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承与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陶瓷作为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景德镇要推动陶瓷文化传承与创新，需要集聚各方面人才，加强创意设计和研发创新；要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首先，数字技术支撑起传统文化的保护、展示、传播和转化能力。长期以来，传统文化保护与展示传播无法兼得。然而，正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传统文化保护、展示和传播实现了统一，并突破地域限制得以多样化传播和创造性转化。例如，御窑博物院搭建“共情、共有、共享”陶瓷文化国际交流平台；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以多种数字化方式展示百年发展史；政企合作以数字技术赋能陶瓷创意产业。

　　其次，数字技术拓展了传统文化共享共创的范围。数字技术不仅突破了阅读能力、财富能力、时间和空间以及信息有限的障碍，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共享范围，而且突破了大众创作能力、创意新作品面市以及其他固有模式等障碍，赋能大众文化创造能力，让大众，特别是边远地区人群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获得平等表达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景德镇以陶溪川文创街区为代表的陶瓷产业，通过数字技术，让企业和个人共享陶瓷文化。

　　再次，数字技术促进传统文化普惠性传播，促使传统文化传播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是长期难点，尤其在素质教育中显现优质教师资源不足等问题突出，数字化教学正好为其提供了重要帮助。

　　最后，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路径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是奠定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条件；统筹利用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积极推动传统文化大数据工程；将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从宣传思想领域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更多传统产业拓展。

　　从皇家陶瓷到大规模生产：

　　欧洲瓷器三百年的设计创新历程

　　我这篇文章追溯了欧洲瓷器从起源到现代300多年的设计和创意历程，详细描述欧洲瓷器不同时期的设计风格，从效仿中国和日本元素开始，到巴洛克、洛可可时期瓷器装饰，以及进入19世纪的古典主义和历史主义时期，最后发展到创新设计，如孟菲斯风格和包豪斯风格。在全球化、环保理念和新的设计理念等因素影响下，我们探讨欧洲瓷业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呼吁全球年轻的陶瓷学习者、从业者共同寻找瓷器与环保结合的无限可能。

　　自马可波罗时代开始，欧洲人对中国瓷器极其喜爱，甚至重金购买并争相模仿。从德国迈森（Meissen）瓷器诞生，到波特格尔（Böttger）研制出真正的硬瓷，欧洲瓷器故事正式拉开帷幕。

　　德国迈森是全欧洲最早成立的陶瓷厂，早期作品主要模仿中国和日本款式，后来发展釉下青花等工艺，逐渐创造出许多含有中式风格的陶瓷纹饰。此后，欧洲陶瓷厂遍地开花。不同色地开光装饰、华托式的“中国风”、装饰繁复的柏林皇家瓷，以及不同系列的雕塑、餐具、咖啡具等陶瓷作品，都反映出当时欧洲的时代特征。

　　随着工业革命发展，煤烧取代柴烧，机械瓷厂逐步代替手工瓷厂，根据大众需求设计并生产。这个时期的欧洲瓷器逐渐由观赏性转向功能性，由手工化转向机械化并逐渐规模化。

　　自17世纪以来，欧洲老牌瓷厂主要有意大利美蒂奇、法国瑟夫尔、德国迈森、英国威志伍德等。进入新时代，哥本哈根瓷厂、卢臣泰等品牌成为代表。当下，欧洲瓷业致力于创新现代瓷器实用性、美观性和环保性的统一，同时，正着眼全球化寻求陶瓷发展新路径。

　　陶瓷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载体

　　——以“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为例

　　去年，“瓷的精神”——2021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以下简称“双年展”）成功举办。此次展览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景德镇陶瓷大学、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国际陶艺学会（IAC）联合主办，共征集到19个国家和地区的2360件参赛作品，举办了“‘白’意大利当代陶瓷艺术展”、平行展“‘融合’景德镇国际当代陶瓷绘画提名展”等9个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双年展”立足景德镇对话全世界，为助力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打造对外文化交流新平台，讲好新时代中国陶瓷故事贡献力量。

　　首先，“双年展”为传承陶瓷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学术平台。参展者多为青年艺术家，他们思想活跃、勤于思考、敢于突破，创作出的作品展示了对陶瓷文化的多样性理解。这些作品均吸收了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陶瓷元素。因此，“双年展”将景德镇与世界更加紧密联系起来，搭建起以陶瓷文化为载体、区域间合作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新平台。

　　其次，“双年展”搭建了全球文化交流平台，促进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连接着国际的文化交流使命。在世界范围内，类似的陶瓷艺术展览很多，但中国缺乏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因此在景德镇举办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具有主场优势，在推动世界陶瓷古国之间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上起到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此外，“双年展”开掘了陶瓷艺术新品质，构建起新时代审美语境。众所周知，各时期的陶瓷大多是以实用功能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但随着现代文明和文化、产业结构转型，现代陶艺脱颖而出，它不仅突破陶瓷材料的各种局限性，凸显当代社会自由和创造精神，而且进一步开拓陶瓷品质，建立起符合现代审美要求和趋势的艺术新形态。

　　“双年展”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符合现代审美新的叙事。当下，陶瓷艺术正以人们未曾有过的新认识被赋予更多时代价值。进入新时代，促进陶瓷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价值的陶瓷创新发展道路，将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陈旧与更新：

　　通过当代艺术实践的语言应对全球化经济对英国传统陶瓷生产的冲击

　　英国陶瓷之都斯托克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全球经济影响，陶瓷产业一度陷入停滞。这篇文章的探讨抛开工厂经济效益和传统文化遗产停滞等情况，从文化角度重新评估英国北斯塔福德郡被边缘化的历史以及被淘汰的传统陶瓷工艺。为此，我结合自身陶瓷艺术创作实践，试图展示和构建已经被边缘化工艺相关显性知识的新见解。

　　我曾在陶瓷行业工作，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对专业技能实施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产技术进行记录和存档，找回了口述历史。这些口述历史包含工作文化的社会化、交易的内幕以及全球化影响下的产业转型。

　　通过积极参与，我为迅速消失的传统手工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创新性观点。通过再创作实践表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再诠释和再表现，可以在内部产生新的协同效用，并扩展我们对工业历史的理解，将传统工艺和历史纳入当代生产的框架中，以实现传承和创新的平衡。

　　我还通过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和跨学科合作项目，试图让相关的后工业空间和濒危的工业工艺重现新生。这些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许多相关作品被多个博物馆等国际公共机构或私人收藏。

　　陶器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与陶器时代

　　——从原材料使用和认识的角度出发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需要不断以新的角度思考文明发展规律。回顾人类对时代划分的探索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猜想阶段：早在19世纪以前，欧洲就有人对原始先民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和武器提出过种种猜想。

　　“三期说”的提出：1813年，丹麦历史学家韦代尔·西蒙森在《概论我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强大的时期》一书中提出“三期说”；1836年，汤姆森在《北欧古物导论》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三期说”理论。

　　考古学的兴起与“三期说”的传播、发展阶段：20世纪之前，经过发展完善，欧洲考古学初步建立了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六期说”分期体系。

　　我国学界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提出“玉器时代”；苏秉琦提出我国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发展途径，以及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进道路；陈明远等学术专家也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虽然“三期说”划分方案影响深远，在当今仍占据主流，但其具有本质性缺陷。其立论基础认定，人类社会的变迁基本遵循单线进化模式，而且人类社会的进化进程可以借助单一物质性标准进行衡量。然而，这种僵化的单一器物标准反映单线式进化模式的论点既存在逻辑错误，也无法得到历史的证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对“三期说”进行完善或者更新。

　　而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陶器是人类在自己进化历程的早期，以土为基础物质，用水与火创造出来的人工制品，开创了人类利用、改造材料的先河。陶器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古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促进了史前社会大分工，为冶铜、铸铜工艺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陶器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体现出人类文明的创新性，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陶器时代在人类文明史上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还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通过考察人类使用材料的历史以及陶器发明的重大意义，尝试提出了人类文明史划分的新标准，即从原材料认识、使用和改造的角度，提出新的时代划分框架：石木器时代、陶器时代、金属器时代。

　　考古工作对景德镇御窑遗址历史价值的挖掘

　　自晚唐以来，景德镇陶瓷生产一直延续不断。经历了宋元两代积累和发展，至元十五年，朝廷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磁局”，将景德镇地方窑场纳入中央政府的造作系统。明清两代继续推行官用瓷器生产制度，在景德镇设置御窑，以满足宫廷对瓷器的需求。创建于明初的御窑称之为御器厂，前后延续了500余年。到明朝晚期，经过短暂停顿后改称御窑厂，直至清王朝灭亡。

　　从20世纪7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御窑厂遗址范围内进行了数十次抢救性和三次大规模的主动发掘，发现了丰富的遗迹和文物，包括始建于明代早期的围墙、洪武至万历时期的葫芦形和馒头形窑炉、作坊，各时期的地层和落选瓷器埋藏坑等。出土明清时期瓷片数十吨、近1000万片，尤其是完整、连续的明代各朝遗物，揭示了御窑厂自明初设立至明末废弃，清代复建直至民国的发展序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解决了人们对明清官窑瓷器诸多认知问题，也使学界对御窑的研究从过去以器物为主，深入到通过遗迹和出土器物、原料、工具、窑具等来审视御窑厂官窑和手工业生产体制、模式的变化，以及工艺技术进步等，极大地推动了明清御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准确认识御窑遗址的历史价值和其他价值提供了实证资料。

　　以2014年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展的考古发掘为例。这次发掘为研究御窑厂的建立时间、发展的阶段性、官作的布局、功能分区与建筑构造、生产技术与制瓷工艺、各时期御窑瓷器的种类与特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发掘中，发现了元代和明初的地层，发掘出元代时期主要是规模较小、生产水平较低的窑业遗迹，表明御器厂在创立时选择了一个窑业不发达的地点，还初步厘清了明中期御窑厂成型区、加彩区、生产区和选余品埋藏区等在遗址的分布和相互关联。

　　2002年的发掘中，在珠山北麓遗址发现了明代永乐官窑器物，以及具有官作特征的落选品埋藏坑，证明了被学界长期争论的明御器厂的始建年代应该在洪武三十五年。发掘中，首次清理了明后期的有效地层，印证了明后期御器场的生产制度发生了变化，也首次触及了清代御窑厂的生产情况。

　　御窑厂遗址是古代陶瓷文明的重要标志，陶瓷文化的“活化石”，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科学、艺术、人文、社会价值，开展系统的考古工作是重要的价值阐释手段。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特性与文化传承

　　——以英国陶瓷为例

　　从17世纪英国北斯塔福德郡陶器产业的形成，到在全球市场中适应和影响陶瓷生产的变革，我们深入探讨英国陶瓷业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复杂变化。

　　从17世纪开始，北斯塔福德郡的陶瓷生产逐渐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和工艺传统。随着运河和铁路的发展，陶瓷业得以支撑，并通过国内外市场的出口取得了成功。在产业发展的历史中，英国陶瓷业不断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同时对国际设计元素进行吸收借鉴。斯托克城的制造商便通过调整产品风格，例如以乔治·华盛顿总统为主题的陶瓷，成功吸引了国际市场。此外，英国陶瓷业还受到中国瓷器传统的深远影响，从传统的陶器制造到发展出骨瓷等新型材料。

　　随着全球化推进，外包生产和设计的重要性提升，以及地域标识的改变都成为行业变革的一部分。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外包生产变得十分普遍。一些著名品牌，如Wedgwood开始将生产外包到其他国家，引起了对制造地点的争论。部分公司认为，设计比制造地点更为重要，试图通过与设计的关联来重塑品牌形象；还有部分公司则试图回归斯托克城，强调本地制造的传统与技能。由此，整个行业在应对全球化过程中表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

　　陶瓷产业的复兴和变革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新成立的公司，如The New English和Big Tomato，以及部分传统公司的回归，表明行业对地方特性和传统技艺的重新关注。

　　最后，英国陶瓷业在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同时，还展现出复杂和多样的发展趋势。无论是对传统的坚持还是对全球市场的适应，英国陶瓷业都在寻找一种平衡，以维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邱西颖、李政昊/整理

　　■本版图片由景德镇陶瓷大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