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桂钿

　　《中国哲学通识课》从以民为本、为政以德、仁义之道、义利之辨、尊贤使能、和而不同、知行合一等方面，深入分析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中国古代先哲的哲学思想及其主要内容，系统论述了中国哲学中的政治智慧，探讨中国哲学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哲”有智慧的意思，那么，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智慧也有千差万别我以为智慧也可以大体分为追求真、善、美的差别。西方哲学的主流是求真的科学哲学，中国哲学的主流是求善的政治哲学。

　　求善的政治哲学，宗旨是保护所有人，其中包括弱者，包括矜寡孤独废疾者。为了保护弱者，需要惩治危害社会安定的害群之马。

　　在保护生命方面，中国传统不讲“优胜劣汰”，只讲“和而不同”。弱者、劣者不是淘汰对象，而是需要关心、保护、帮助的对象。这就形成了民本观。《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邦”是政府、国家的意思，也称“社稷”。这句话是说，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稳定，国家才能安宁。后来，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谊说“民无不为本”。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这是以人民为主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是好官。天下太平，国君就是明君。如果内忧外患不能解决，那么人民就要换人或诛一夫，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华民族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观。当政者倾听群众的意见，加以比较分析，最符合人民主体利益的，就要采纳实施。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这种办法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最后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政权。

　　当政者能为全体人民谋利，就是德政。德政主要有三项：一是解决社会激烈矛盾，创造和平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二是使人民普遍富起来，不是只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脱贫攻坚，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就是德政；三是“富而后教”，富以后要特别强调道德教育，使全体人民的综合素质有一个大的提升。

　　儒家认为应该从孝道教育开始。孝道，是道德的根本，是产生教育的源头。如果对于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母都不孝，那又怎么会为人民谋幸福？汉代以孝治天下，产生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有了孝道做基础，移孝作忠，应用到社会方方面面，社会就会更加和谐，就会出现盛世。然而，盛世也会有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不能以少数不合理的现象否定全局。同时，有问题要认真研究、处理，否则小病会发展到大病，最后病入膏肓。社会总要在改革中发展。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最核心的是民本观。有了正确的民本观，许多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例如宋明时代讨论“背主事仇”的问题，久久不能解决。管仲跟着公子纠、鲍叔跟着公子小白，最后小白战胜公子纠，当了齐桓公。原来跟着公子纠的一些人自杀殉难，而管仲没有殉难，还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有人认为管仲不守信，背主事仇。孔子弟子也有类似疑问。《论语》记载孔子支持管仲，一是管仲为齐国九合诸侯立了功，二是为后人造福。按孟子的排列顺序：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仲为民为社稷都有大功，与公子纠这些尚未上台的人相比，不殉难就不值得提。唐代的魏徵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只要站在民本观上，就不难解决。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创造了唐代盛世，对人民贡献大，国君要以民为重，不同于普通百姓。

　　关于孝道是封建主义糟粕还是中华优秀传统，也有很大争议。有的人将“三纲”理解为“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则为不孝”“只有子孙的不是，没有父母的不是”，还有“二十四孝”，认为这些都是儒家为封建统治者巩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坏理论。但是，我们从儒家经典《论语》《孝经》中找不到这一类说法。儒家经典中都将人际关系建立在对应之上，父慈子孝，子对父有意见，可以“几谏”“谏诤”，没有绝对服从的说法，君臣夫妇的关系也都是这样。不合理的说法，都是后人曲解的结果。

　　许多人在西方宣传自由平等的言论中，总以为中央集权制度是坏的。秦代总结春秋战国几百年战乱的深刻教训，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稳定了社会，减少了战争，汉承秦制，创立了盛世。汉景帝时期发生七国之乱，有叛国没有叛郡，这些说明郡县制更利于社会稳定。“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得到比较，中央集权制延续了两千多年。西方讲优胜劣汰，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提倡的是野蛮的丛林法则，力争的是个人自由。中国的传统是追求社会和谐，人人幸福，提倡集体主义的互助精神、奉献精神。中西风格不同，各有利弊，可以相互评议。

　　（本文为 《中国哲学通识课》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