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 宁

　　一个对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记忆犹新的观众，即将观看一部以抗疫为主题的电影，他将有哪些心理预期？他会在心里理出一条大致的时间线：疫情暴发之初的恐惧与慌乱，抗疫过程的艰难与希望，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武汉封城结束……他同时将准备好泪水：死亡带来的绝望与哀痛，一线医生的坚定与壮怀，绝境中守望相助的人性光辉，抗疫最终胜利的集体自豪，都将一次次冲击观影者的情感堤坝。

　　所以电影《中国医生》留给创作者的发挥空间不会太大。困难不仅是这个。要在两小时的片长里讲述一段历时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历程，电影能选择怎样的叙事角度？很显然，单一的角度无法呈现抗疫过程的复杂与全面；而在有限的时间里选择多角度叙事，则又将压缩某个方向叙事的纵深，影片的杂乱与浮泛将无可避免。

　　《中国医生》还是选择了多角度多人物的叙事策略，于是观众在观影时，难免有言不尽意的遗憾：一些情绪处理得过于仓促；一些面孔倏忽来去；一个人物出现，可能只为说上一句凸显主题的台词。但这却可能是最经济的选择。在大部分时间里，当大量近乎逼视的近景镜头几乎占据整个屏幕，偶尔出现的城市远景与有意放缓的单个叙事穿插其间，疫情带来的令人窒息的紧张绝望和引发的对生命伦理与道义责任的思考，会让深陷剧情的观众忽视前述种种不足，而确信自己身处疫情中心，与中国医生们一起经历焦灼、坚守与希望。

　　金银潭医院院长张竞予，重症科主任文婷，广东援鄂医生陶峻，上海援鄂医生吴晨光，医生杨小羊，快递小哥金仔，是电影时间经线上的六条纬线，他们共同交织成抗疫进程中上至国家意志、下至普通市民的方方面面。限于影片的表达空间，每条线可能都不完满。观众很容易就能发现，在一部生命与家庭同为关键词的电影里，他们中的多数人却都游离于亲情网络之外。是病毒肆虐造成了亲人之间彼此隔绝，所以孤单或游离，正是疫情汹汹的一个侧影？

　　但电影的着力点，正在于通过这些线索，最大限度地展开疫情细密的褶皱。张竞予代表的应该是处于医疗体系顶层、拥有丰富医疗资源的那部分群体，当妻子被感染，他如何处理公权与私利之间的矛盾？电影围绕张竞予，既彰显领导者抗击疫情的坚定担当，也呈现个体生命的脆弱，“你宣誓的时候怎么说，现在就怎么做”掷地有声，“你要是不在了，哪个来照顾我”则令观者涕下。文婷作为身处抗疫最前沿的医生，上连抗疫决策，下连病人与普通市民，老赵的病危呼告与中国民众的利他精神，互文式地呈现在她斑驳的泪水里；“没有别的医生”，最简洁的语言里有最残酷冷峻的现实。

　　陶峻与吴晨光，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一国家话语的具体执行者。两人绝不雷同，各有其责。陶峻来自广州，无牵无挂，积极乐观。电影通过陶峻的视角，呈现了抗疫初期医疗设施的滞后与医生队伍的参差不齐；陶峻撕毁吴晨光给妻子的遗书，既是乐观者对悲观者的精神引领，也承担了援鄂医生之间由素不相识的同行到精神共鸣的朋友的情感升华，是主旋律中光辉明亮的声部。吴晨光来自上海，牵挂家人，稳重忧郁。这是电影的抒情线，是一条相对灰暗但终于明朗的叙事轨迹。电影从吴晨光的视角，既凸显大疫来临之时知识分子凝重深沉的家国情怀，也表达医生个体面对疫情的犹疑与坚守，更呈现底层家庭在疫情中轰然破碎后的绝望与迷惘。凡此种种，都是人性的真实表达。《中国医生》的成功，正在于不回避灾难中真实的灰色，也无意树立高大全的中国医生形象，而是在风雨如磐的底色里，在至暗的精神低谷中，让观众铭感中国医生质朴平凡却伟大的坚韧。

　　杨小羊和金仔，构成电影中成长与未来的声部。在相对逼仄的叙事空间里，电影却给了两人堪称奢侈的叙事空间。杨小羊学院长瘸腿走路，动员会上犹豫迟疑，推倒氧气瓶，插管时胆怯，被陶峻驱赶后默默练习插管，插管成功，骑车载人被感染病毒，换肺手术……一个之前少不更事、经历疫情的洗礼成长起来的年轻医生的形象在观众眼里逐渐树立起来。这是集体主义对个人的塑造。其中的细节哪怕略有失真，也不妨碍人们捕捉到一些真实的表情：疫情初起时普通医生的心态、医院的混乱、巨大的压力下一线医生内心的挣扎。而金仔代表的则是普通市民，是面对疫情有切肤之痛的那部分群体：感染病毒却一床难求，怀孕的妻子居家隔离。之后为患上新冠肺炎的孕妇做剖宫产，生死攸关，孩子降生。至此，整部电影的色彩明亮起来，这是生命的胜利，是抗疫胜利的号角。在这条线上，有艰难中人们的守望相助，有普通人微小却温暖的感恩，当然更有人们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据此，在《中国医生》叙事策略里，既有对抗疫全景经纬交错的宏观构建，也有对细节真实丰富的呈现。而正是在灾难细密的褶皱里，我们看见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