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首次出版于1948年。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便如此，费孝通写下的这些文字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其意义。《乡土中国》是学界公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一方面，我们仍在关注今日乡村社会该何去何从；另一方面，我们想从中寻找可以启示今日中国乡村发展的理念。

　　——编 者

　　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是一本小书，也是一本大书。说书小，是因为体量小，全书不过7万字。说书大，是因为分量重。它用“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概念勾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灵魂和深层秩序，又动态地考察了乡土中国的历史走向。有评论认为，凡要深度理解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生活何以如此、有何可能，都绕不开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是14篇短论集，收集的是作者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稿，1948年结集出版成书。如今，该书问世已经七十多年，仍热度不减，美誉不断。到底是何“魔力”让它持续成为热门读物呢？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这本书可以让中国读者看到并解释自己生活的样子。这里仅举一例。中国人有“寻根”的传统，根在何处，为什么要寻根？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根在“土”里。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发达，生活离不开土，可以说中国人的生活是长在土里的。即使因为人口增长，不得不外迁，或者像今天，人们不得不到城市谋生，但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远走高飞的人，去了外地，甚至去了国外，心里总是要受这条“老根”的牵绊。离家越远，寻根的想法越强烈。生活中，老爷爷手指家谱给孩子讲述久远的家族传统故事、功成名就的人物回乡探亲或祭祖等场面屡见不鲜。

　　为什么要寻根呢？因为根之所在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得到信任”“得到一种对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相反，在陌生人社会，人和人之间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安的感觉由此而生。形容在外游子时常用“漂泊”这个词，“漂泊”就是指这种不确定和不安的状态。我们都熟知苏轼的诗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其实这不是说只要在某地觉得心安，某地就是故乡，就不会想家。这句诗的出处是白居易的诗句“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心安是归处”的前提是“我生本无乡”。所以“此心安处是吾乡”多少有一种自我安慰，本质上还是对故土的需要和怀恋。从心理上说，我们由衷觉得熟人社会很美好、很惬意，因此始终不愿远离。

　　《乡土中国》有14篇主题论文，所讲的自然不只是“熟人社会”这一个问题。例如，从中我们还能找到中国人为什么“聚村而居”、为什么不喜欢打官司、“家”到底是什么等问题的答案，这本书还能让城里人和乡下人知道换位思考等道理。这真是一本解释中国人生活的智慧宝典。

　　这本著作的特点是深刻而不失通俗。有人做学问，进得去出不来；有人做学问始终浮在外围隔靴搔痒，触及不到问题核心。而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得深入浅出，在我看来，这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或许正因为如此，《乡土中国》已经成为教育部新编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里学生必须整本阅读的两本著作之一，另一本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说其深入，是因为作者提出的概念非常精当，非常有说服力。比如他在分析中西社会结构差别时，说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用差序格局这个词概括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再合适不过，这个概念也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巨大贡献”。

　　说其浅出，是因为作者没有写得那么高深莫测，晦涩难解，拒人千里。他打比方说，团体格局就像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成扎，几扎成捆，几捆成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清清楚楚。差序格局就像向水中扔石头所引发的一圈圈波纹。波纹的中心是“己”，一圈圈的波纹所推及的就是社会关系，由中心向四周，关系由近及远。

　　作者不是静态地观察中国乡土社会，而是把它放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型的动态变化中，采用对比的方法进行分析。但是，他没有因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冷漠和机械而一味赞美乡土社会，也没有因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精密和进步而完全否认乡土社会。全篇文字对乡土生活充满了诗意的描绘，人情味浓又不感情泛滥，对乡土社会的弊端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批判，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情感克制和理论清醒。

　　《旧著〈乡土中国〉重刊序言》中说，这本书只是尝试回答“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陈雨露评价说：“这部书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为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参考。”当今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小到个人婚恋焦虑和代际矛盾，大到社会文化冲突和乡村振兴，都迫切需要寻找答案，《乡土中国》无疑能为找到这些答案提供一些启示。

　　延伸阅读

　　关于《江村经济》

　　“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1936年秋天，费孝通登上“白公爵”号邮轮从上海赴英留学，师从现代应用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马林诺斯基教授。漫长孤寂的旅程，使他有时间把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整理并汇集成册。就在这时，费孝通认定：这一生的目标是了解中国的社会，依靠自己观察的最可靠的资料进行科学研究，去治疗来自社会的病痛。

　　1938年，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中国农民的生活》。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孝通博士的这本书将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

　　《江村经济》很快成为欧洲人类学学生的重要参考书。费孝通步入世界人类学著名学者行列，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邱泽奇说，一个普通的中国村子的故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是，传统的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区别为文明与野蛮，以研究所谓“野蛮”“未开化”之民为己任。费孝通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了“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经济生活”。

　　费孝通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晚年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话题——“文化自觉”，这个话题如今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可以说成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构中国话语、中国体系和中国方法的思想先声。那么，费孝通提出这个思想话题的语境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思想考量？这些问题仅仅阅读他的文章是不能够全部理解的。

　　通过这部厚厚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以下简称《谈话录》），读者不仅感受到一位思想大师晚年生动澎湃的思想灵感，而且对他晚年最重要的思想议题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从《谈话录》里可以看到，费孝通晚年的学思线索有许多条，但是文化自觉是一个基本的核心，这也是他自己非常慎重的定位：“我想，‘费孝通’这篇文章，还是在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