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晔

　　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组诗《尘世的特征》里写道，“我知道/维纳斯是手的作品/我，一个匠人/懂得手艺”。在大多数人甚至一些专业研究者的认知里，诗歌应当是自然情感的表达，而非一项技术性工作。然而茨维塔耶娃却以“手艺”为隐喻，强调诗歌的技巧性特征。

　　以技作诗，中国古代诗人中早已有之，最极端的，莫过于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种通过不断打磨写作技术来追求写出好诗的自觉写作方式，在中唐时期已经成为不少诗人的共识。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自觉发轫于魏晋六朝时期，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人开始注重写作的技巧，如平仄、对偶、炼字等等。但有一个人，似乎是个例外，那就是陶渊明。

　　说起陶渊明，最容易想到的四个字就是“平淡自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陶诗明白如话，随口说上几句便有无限韵味，完全不像同时代那些追逐骈俪与辞藻的作家们。陶渊明和“技巧”二字，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有没有一种可能，陶渊明也是一位极富修辞技艺的诗人，只不过他的技艺高超到了竟无修辞痕迹的地步呢？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一书，就对上述问题给出了答案。作者刘奕教授通过对陶诗文本的细致解读，结合对陶渊明思想、生平的考证，以及对古典诗学的整体观照，认为陶渊明其实是一位修辞技艺的大师，而他强大的修辞技艺又更加映射出其诚且真之人格。

　　书中对于陶诗修辞技艺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第五章第二节“陶诗的力量”以及第六章“希声：陶诗的‘修辞’”两部分。作者总结出陶诗高超技艺的几个特点：用字上的适当性与准确性，节奏上的转折、延宕与跳跃。作者指出，“修辞”不等于“修辞格”，其范围较“修辞格”更广，诗中的用字是否适当、是否准确，以及诗歌的节奏如何安排，都属于修辞技艺的一部分，而陶渊明在这些“看不见”的方面尤其出色。

　　诗歌用字的适当性问题，书中用陆机、阮大铖两个反面案例与陶渊明作对比。陆机诗云“沉欢滞不起”，明人冯复京评之“曰沉曰滞曰不起，赘之甚矣”；陆诗又云“倏忽几何间”“朝徂衔思往”“偏栖独只翼”诸句，“倏忽”“几何”“徂往”“偏独”仍是赘用。这种过度的语言使用，在陆机的诗中并不少见。同样的问题，阮大铖也相当具有代表性。书中引用了《谈艺录》对阮大铖的批评，指出阮氏尘心极重却又要表现宁静澹泊，于是拼命堆砌表示自然的辞藻，并不真诚的人格在修辞上同样无法伪装得真诚。相反，陶渊明则不然，如《读山海经·其一》中，曰“欣”“爱”，曰“欢言”，曰“乐”，三复斯言，却各有用处，环环相扣，相承相显，全无过度之病。

　　诗歌用字是否准确同样重要。如《拟古·其五》中云“我欲观其人”，对于自己听闻的高士，陶渊明想要了解一下他，但又不知道传闻是否可靠，用的字是“观”。后世不少诗人对陶渊明这首《拟古》有过仿写，比如白居易写“我欲访其人”，元明之际的张羽写“我欲求其人”。相较之下，“访”“求”二字，都有一种对传闻深信不疑的意味在其中，而“观”字则有细心考察之义，陶渊明谨慎的心态就非常准确地传达出来了。此外，“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草盛豆苗稀”等诸多诗句都是陶渊明用字准确的例证。卡尔维诺曾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中提出“轻”的概念。他说：“我尤其努力消除故事结构的重量和语言的重量。”卡尔维诺的“轻盈”并不意味着写作上的模糊与随意，而是“与精确和坚定为伍”，并“对生存之重作出反应”。陶诗也是如此。

　　一首诗如何进行，句意之间如何承接、转换，也即本书中所说的“句篇节奏”，关系到诗歌所要表达的情绪能否更有效地传递出来。作者发现，陶诗的情感节奏并不如表面上呈现的那样平和淡泊，相反，其中情绪舒促交织，充满转折、延宕与跳跃。作者列举了大量诗篇，以此证明钟嵘言陶诗“协左思风力”并非妄语。

　　由此可见，诗人的人格与写作是内在相通的，人格的真诚会指向修辞的真诚，而修辞的真诚亦能证明人格的真诚。也正是通过对陶渊明诗歌技艺的梳理与总结，作者同时建立起了一套具体可循的批评法式，即从用字上衡量是否适当、准确，从句篇节奏上衡量是否舒促交织，是否转折、延宕与跳跃。说清楚了陶诗为什么伟大，即是说清楚了伟大的诗歌具备哪些标准。

　　如果以此为准绳来审视中国文学史，我们发现，与陶渊明非常接近的诗人，却是杜甫，而非王、孟、韦、柳等人。本书中，作者以杜诗与陶诗多次对举，证明杜甫在用字、句篇的锻造上深得陶诗精髓：渊明善用“在”字，少陵亦好用“在”字；渊明多用口语入诗，少陵作诗亦不避通俗之语；渊明诗意跌宕，缓急交错，少陵同样顿挫丛生，曲折往复。因此，陶诗有“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之誉，杜诗有“沉郁顿挫”之谓。陶、杜二人真诚的人格，也因此同气连枝。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就在其《杜甫私记》（新星出版社2023年版）一书说：“杜诗是往昔人类创造出的最真诚的艺术之一。”此为的论。也由此可见作者诗学眼光之不凡。

　　《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自言“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可以说，正是由于其技艺的精湛与高超，使得陶渊明的诗歌语言超越了普通文学家所理解的“修辞”。其平淡自然、明白如话的诗歌语言背后，却潜藏着准确直接的诗意与跌宕起伏的情绪变化，达到以无修辞为修辞的境界，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可以说是诗之道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无上功力，陶渊明其诗之诚且真得证，陶渊明其人之诚且真方显。如此精妙的见识，该书中其实远不止这一处，有关陶渊明的诸种旧说新证、思想探溯、诗意辨析，作者多有高论，还需有心人去亲身发现它们，如是方能一窥尚友古人之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