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之源在象山
□ 叶 航
南宋时期，我国书院进入鼎盛阶段。位于贵溪的象山书院，是当时在全国最具影响的书院之一。
一
南宋淳熙十四年（1187），时任浙江台州祠禄官的陆九渊，应学生彭世昌的邀请，来到贵溪应天山南麓，但见“两山回合其前如两臂环拱，臂间之田不下百亩”，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学府大院。再登高远眺，蜿蜒的上清河以及南岸“层峦叠嶂、奔腾飞动”的群山尽收眼底，西边的龙虎山与应天山遥相呼应，陆九渊当即决定就地结茅办学。半年后，陆九渊“顾盼山形，宛然巨象”，便将应天山改名为象山，自号象山翁，并将应天山书堂改为“象山精舍”。
朱熹得知象山精舍办学盛况，便写信向陆九渊表示祝贺：“闻象山垦辟架凿之功益有绪，来学者亦甚，恨不得一至其间观奇揽胜。”
山上条件非常简陋，所谓精舍，也就是在寺庙废墟上搭建的茅棚而已。陆九渊干脆因陋就简，学生一律自己解决食宿问题，近百“住校生”环精舍结庐而居。
陆九渊的学生中有年龄比老师大的，有官职比老师高的，满腹经纶者大有人在。他们前来拜师，仰慕的是陆九渊的学问。陆九渊每开讲席，学者云集。一时象山精舍名声大振，学生遍布东南各省。
陆九渊讨厌繁文缛节，早年不注重著书立说，也没有制定学规，但很注重仪式，每天鸣鼓开讲，自己坐着山轿来，一定是衣冠整肃、精神抖擞，一丝不苟、音读清响。他讲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讲“发明本心”“人性本善，其不善者迁于物也”，讲“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陆九渊的教育并不限于课堂。为了进一步开阔学生视野，丰富学生情感体验，他常常带领学生亲近山水，到大自然中去感悟心灵，将知识传递和道德习染寓于观赏自然风光过程中。他居山讲学的5年，是他心学思想成熟的巅峰，也是他心学文化传播的高峰。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在《答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称：“岳麓、白鹿，以张宣公、朱子而盛，而东莱之丽泽、陆氏之象山并起齐名，四家之徒遍天下。”这便是“南宋四大书院”之说的由来。2017年，北大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在象山书院创办830周年活动中留下墨宝“象山书院·心学之源”。
绍熙二年（1191），陆九渊被派往湖北荆门任知军，一年后病逝，终年54岁。
二
陆九渊离世后，象山精舍几经兴废。
南宋绍定四年（1231），陆九渊的再传弟子江东提刑袁甫登象山，见象山精舍一片萧条，便上奏朝廷将其建到贵溪城南三峰山下徐岩前，改名“象山书院”，由私立转为官办，并重印《陆象山全集》为教材。
明正德五年（1510），武宗皇帝诏赐“象山书院”4个大字。在三峰山西峰峭壁上，字迹至今清晰可辨，每字约一米见方。万历七年（1579），内阁首辅张居正下令禁毁全国64处书院。第二年，象山书院奉例废除。第三年，伍袁萃接任贵溪知县后，捐资将书院房产赎回，改为象山祠堂，简称“象祠”，供奉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像而成为祭祀场所，便没有再办学。
清乾隆十年（1745），贵溪知县彭之锦在贵溪城西潭湾港西岸的万安寺废墟上重建象山书院，一时“慕学者骈肩累迹，席不能容”。贵溪儒生担心“先哲教泽，久而淹没”，于嘉庆十八年（1813）联名上书要求恢复“象山书院”之名获准。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攻克贵溪县城，象山书院遭毁坏。同治二年（1863），贵溪知县周葭浦购下城东老当铺，在书院原址上建起了文昌宫、讲堂等。光绪十九年（1893），贵溪代理知县张詧移建象山书院于梅花墩故址。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国外团体和个人纷纷来华办学，新式学堂对我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冲击。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下令各省废书院，兴学堂。省城的书院一律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的书院一律改设中学堂，各县的书院一律改设小学堂。象山书院遵照章程改为“贵溪县官立两等小学堂（贵溪市第二小学前身）”，为风雨沧桑数百年的象山书院画上句号。
三
象山书院历经数百年而蕴藉的教育、思想、文化精华并没有随之终结。近年来，全国各地兴起王阳明心学的学习热潮。实际上，王阳明的心学，追根溯源，是王阳明继承、完善、发扬了陆九渊的心学，并集心学之大成，史称“陆王心学”。陆九渊是宋明两代心学鼻祖。没有陆九渊的心学，就没有王阳明的心学，这在我国学界已成共识。
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内涵博大精深，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比如，陆九渊所言“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为美，一家之仁不若邻焉皆仁为美，其邻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为美也”，可理解为“和谐”；“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与今天提倡的“敬业”相似；“自欺是欺其心，慎独即不自欺”，说的是“诚信”；“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不正是今天的“友善”吗？
欣逢盛世，象山书院重建即将竣工。象山书院这一心学文化的载体、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地，必将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兴鲁书院的风骨
温 凡
书院的风骨不在于建筑，而在于师者。
说起抚州的教育史，兴鲁书院是一定要提及的。
说起兴鲁书院，就不得不说一个人。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
宋嘉祐元年（1056），38岁的曾巩在抚州香楠峰创建兴鲁书院。此前十余年，经历了丧父之痛、疾病折磨、生活持续困窘、科考屡次落榜的曾巩，开始把精力倾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在给挚友王安石的一封书信里写道：“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
翻阅科举史料发现，宋代以来，江西共有进士1万多名，其中抚州2400多人。抚州以一隅之地，培养出遍及各个领域的英杰人才，历千年而不衰，固然是政治、经济、文化诸多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与其历代兴学重教，尤其是发达的书院教育不无关系。其中，兴鲁书院自然功不可没。
兴鲁书院虽然名为“兴鲁”，兴的却是赣鄱大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兴的是“临川才子”的美誉。当时的曾巩深得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誉，虽为一介布衣，却已负盛名。他亲自讲学，制定学规。
兴鲁书院开办次年，曾巩及其家人迎来了家族史上的高光时刻。他带着3个弟弟两个妹夫进京赶考，全部进士及第。一门六进士的光彩，让朝野为之惊叹。作为人生转折点的见证，兴鲁书院在曾巩的心里定然是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北宋熙宁四年（1071），创办兴鲁书院15年后，曾巩终于踏上了齐鲁大地。在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两年间，他除盗肃霸、治水患，在兴修水利工程之余信手留下了一湖山水，赢得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名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是后人对济南大明湖美景的描述，也是对曾巩为先祖祖籍鲁地兴盛留下的文化符号。
600多年后，起起伏伏学脉依旧绵延的兴鲁书院迎来了一位68岁的名士李绂（字巨来，号穆堂）。他深得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任帝王赏识，先后担任广西巡抚、直隶总督、户部侍郎等职，因精于陆王心学，被梁启超誉为“陆王派之最后一人”。清乾隆八年（1743），李绂因病回到家乡临川，担任兴鲁书院山长，并亲自讲学。至今，兴鲁书院旁边有一条路就叫穆堂路。
城市里的许多地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改，而兴鲁书院所在的兴鲁坊路，数百年来却始终未改。李绂在《兴鲁书院记》载：“抚城中香楠峰为先生（即曾巩）兄弟故居，有书院曰兴鲁。先生尝讲学其中，建坊亦以兴鲁名，今石础犹存。”
从曾巩书写千古名篇《墨池记》的王右军墨池纪念馆门口步行数十米，折入穆堂路，行不多远转到荆公路，再二三百米就是兴鲁坊路。王安石和曾巩这一对生前的莫逆之交，在千年后还能这般“亲近”，令人感慨。
沿着兴鲁坊路前行，途经兴鲁坊小游园、兴鲁坊小区，看到临川第六中学的校门，兴鲁书院旧址就在校内，和临川实验小学一墙之隔。进得校门，迎面是一尊曾巩塑像。校内有一幢学堂模样的仿古建筑，上书“兴鲁书院”四个大字。伫立在书院旧址前，仿佛耳畔传来朗朗读书声，一个个儒雅的身影从身边走过……
探幽华林书院
易延玲
我向来对各地的历史古迹和文化遗存感兴趣。每当徜徉在残垣断壁之下、荒烟蔓草之间，内心便特别宁静，像是访得一位敦厚老者，又似偶遇一位久远挚友，那份喜悦与亲切无以言表。前不久对奉新县华林书院遗址的那次寻古探幽，尤其印象深刻。
华林书院距奉新县城26公里。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转了几大圈，忽然一拐，转入一个山谷，目之所及皆青山，满眼是绿。前方兀立着一个爬满藤蔓的古老牌坊。据说这是唐宋时期的道教胜地“浮云观”之山门——万年宫牌坊，相传为天师设坛炼丹之处，也是华林书院师生供祀神仙之所。
华林书院由唐代胡清献草创，中兴于胡珰，鼎盛于胡仲尧。
胡氏先祖胡藩，帮助南朝刘宋开国，以后封邑豫章而卜居华林。他的子孙大都在外地做官，华林只是胡氏家族的一个祖居地。直到胡藩的第二十三代孙胡清献，约于唐懿宗、僖宗年间在饶州做判官，后回到华林，为了“显诗书之门第，振仕宦之宗风”，在扩建华林的同时创办教育，以培养胡氏子弟。之后，胡氏后人一代一代，继承祖业，兴办教育，“大振家声”。直到胡藩的二十九世孙、宋代国子监主簿胡仲尧，“大建华林书院，集书万卷，延四方名士，讲学其间；供衣食，给资斧，一时云游者尝数千人”，将华林书院发展成了一所规模宏伟、名噪全国的学府。据《天下一统志》记载，“名公巨卿，胜友如云，远客千里而来，主人倒屣相迎”，出现了“纷纷游客豫章回，俱道华林就学来”的兴盛景象。
华林书院为家族化书院。胡氏世代同心同德，办家族教育，传孝义、讲经史、诵诗书、习礼义。办学的宗旨，就是为了把累世聚居、数代相传的家风弘扬下去，以博取“孝悌声华辉北阙，门闾显赫耀南方”。胡氏果然不负众望，仅宋代华林胡氏一门就走出进士55名，官至刺史、尚书、宰相者不乏其人。宋端拱二年（989），胡仲尧幼子用庄探花及第，长子用之与其叔克顺同登进士第。宋真宗赋诗御赞：“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书。他族未闻有，朕今止见胡。”
华林书院还有一大特色，即开创了收容女生之先河。家族中有愿受教育的女性，甚至亲友中的女性，都被招收进来。在书院的西面，还为女生专设了一个女膳堂。若有名流来院讲学，她们便列绛纱幔帐以听；书院举行盛宴，她们也能参加。宰相向敏中曾有“花凝玉勒含烟露，酒泛金樽醉绮罗”的诗句以记之。
书院遗址前，大条石铺就的建筑基石在荒草之中可见。遥想当年的书院：正厅前茶厅，茶厅前小厅，小厅前书院，书院前凉亭水阁，凉亭水阁前客厅，客厅前竖门，竖门前鼓门……每有宾客至，以鼓而报内堂，方出迎宾，这是何其宏阔的气派！而如今，青山依旧，书院不存。
令人欣慰的是，奉新县政府现已成立华林书院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规划将华林书院遗址、耿氏园林、百家姓文化园、华林寺等景点整合，拟打造成一个书院文化和研学旅游相结合的胜地。期待不久的将来，书院的朗朗书声又将重回大地。
时光里的濂溪书院
郭志锋
拂开历史烟云，一座座形状各异、哺育学子的书院渐次醒来。那座叫“濂溪”的，挺立于赣江之滨，转眼间，已越千年。
北宋嘉祐年间，南安军司理参军、濂溪先生周敦颐带着得意门生程颢、程颐，从虔州坐船顺赣江而下，行至一个叫做万安镇的地方时，忽觉两岸林木茂密，人声鼎沸，于是停船登岸。信步街坊，才知这万安镇乃南北漕运之枢纽，经济贸易异常活跃。漫步间，耳边还不时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周敦颐很好奇，心想：这弹丸之地，何来如此激动人心的读书声？循声一访，原来这书声出自城里的开元馆。周敦颐大喜，兀自走上讲台，对着满座的学子，讲起了钻研多年的理学心得。学子们先是惊讶，待明白眼前的先生就是大学问家周敦颐时，个个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无疑，濂溪先生迅速成为万安学子的偶像。自那以后，周敦颐经常带着两个得意门生从虔州坐船，顺江而下，到万安的云岗书堂和香林寺开讲理学。一时间，万安学子云集。
每一次来，濂溪先生都寓居于开元馆。一来二去，他与周围的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虔州知府赵抃路过万安，特意登岸看望濂溪先生。濂溪先生为尽地主之谊，摆席款待赵知府。席上，濂溪先生诗兴大发，挥笔写下：“公暇频同尘外游，朝天今复送行舟。轩车好共人山脚，旌旆且从泊渡头。精舍泉声清虢虢，秘林云色淡悠悠。谈终道奥难言去，明日瞻思独倚楼。”
宋熙宁四年，万安镇改为县制，取长治久安之意，仍用“万安”作为县名。首任知县许浃很重视教育，特意在城东龙溪门外新建一所县学，取名龙溪书院。
淳熙年间，理学大师朱熹为追寻濂溪先生足迹，专程到万安游学，行踪遍及境内的开元馆、白云寺、龙溪书院等处，并将云岗书堂改名为“云兴书社”。淳祐元年，县人为纪念濂溪先生及“二程”到此讲学，特意又在开元馆一侧新修濂溪祠，祠中设有周敦颐、程颢、程颐三人像。后来，不知何故濂溪祠也改名为龙溪书院。
如此，县内就有两所龙溪书院，一为城东，一为城内。清康熙廿五年，万安知县黄图昌，为纪念濂溪先生在此讲学，特意上书，请将城东的“龙溪书院”易名为“濂溪书院”。嘉庆十年，万安知县刘俊德扩建濂溪书院，并写碑文记之。咸丰六年，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刘俊德修建的濂溪书院毁于兵燹，成为后憾。
1996年出版的《万安县志》，对濂溪书院的介绍仅寥寥数语。经请教当地历史学者，才知旧址位于县图书馆老馆。沧海桑田，而今该处已变身为停车场。
濂溪书院已经不在，其原来的模样，我们只能通过清代出版的《万安县志》中一张绘图进行“复原”：砖木结构，上下二层楼阁，有书舍大小十余间。分头门、正殿和后栋，仿宋四合院式格局……在想象书院的面貌时，我们仿佛看见濂溪先生和紫阳先生次第走上讲台，兴致盎然地给学生讲述着精深的理学。
信江之畔有书院
刘佩芝
在上饶市信江河畔的黄金山上，古色古香的古建筑倚山而建，既有林泉之趣，又有风竹之美，这便是始建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信江书院。
据同治六年（1867）广信知府钟世桢在《重修信江书院志》序中记述：“信州之有书院，自郡守张公始。”张公，即康熙年间的广信知府张国桢，康熙三十三年任广信知府，为官清正廉洁。当地士绅集资兴建了他的生祠，张国祯坚决不受。最后将其改为义学，在大门上题匾“曲江书院”。
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府周淳元对书院进行修葺扩建。书院的环境得天独厚，“钟山峙于后，灵山揖于前”，自然景色极其幽雅，书院因此改名为“钟灵讲院”。书院是以考课为主的教育书院，聘请当地名儒主讲，士子生源主要来自周边郡县，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其办学方式、山长教师的选聘、课程的设置等都有其独到之处，培养了众多人才。
关于信江书院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当年信州知府组织编辑的《信江书院志》有记载，并请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李光地为之作“记”：“两江人文地，在宋庐陵、临川、南丰诸予为文章采师，濂溪、明道、伊川于此相授焉。南渡后，有陆氏兄弟以学行与朱子道义相切。而朱子趋朝来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讲、‘鹅湖之会’道脉攸系，迹在此邦。”“溉然远览，仿玉山、鹅湖遗址，檄其属邑修复……而又即府治佳处创为‘钟灵书院’临溪环山”，太守周君对信江书院的历史沿革、对信州理学的发展与传承都做了总结。
随着书院的名声越来越大、学子越来越多，教室与宿舍无法容纳，于是在乾隆八年（1743），信州知府陈世增重修、扩建信江书院。又因为理学大师朱熹当年出福建取道信州，在信州很多地方讲学，为纪念其对上饶人民的教化，在讲堂后山建了座祭堂，立朱熹牌位。在其旁边建学舍80余间，书院的名字也改为“紫阳书院”。当时的巡抚陈宏谋赠书匾“共学适道”。
乾隆四十六年（1781），新任知府康其渊把书院改名为“信江书院”，并兴建了一大批建筑：一榻轩、青云阁、中道亭、文汇轩、万锦书屋、凌云精舍、四照亭、半山亭等，成为一座园林式学堂。院内广植松竹，四周修建高墙，还买田地出租，收租以供数十名生徒学费与生活费。同治六年（1867），知府钟世桢再次对书院进行大修，并重修了《信江书院志》，增建魁星阁、钟灵台、日新书屋、课春草堂等。
信江书院办学以“力求弘扬朱子之学，推尊德行，以期敦崇文教而励风俗人心”为宗旨，声名远播，成为上饶人杰地灵、人文荟萃的重要象征。当我们走进碧翠掩映的信江书院，映入眼帘的是上饶市标志性建筑钟灵台，其上耸立四角飞檐的魁星阁，雕梁画栋，花窗青瓦，古朴典雅。登上魁星阁，俯视信江，远睇灵山。在钟灵台前，尚存有春风亭、一榻轩、夕秀亭、日新书屋等古建筑多处。书院于1983年被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信江书院曾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开展革命斗争的阵地。1927年初，方志敏推荐俞君适、方铭竹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黄道、邵式平在校任教并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向当地的工人、农民、在校师生传播革命理论，并引导他们投身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座书院的守望
谢贵芳
赣州的阳明书院，不在清幽的山林里，而是坐落在高楼林立的闹市。幸好，它在培养莘莘学子的学校内。
从赣州一中大门进去右转，前行50米，几棵百年古榕下掩映着一栋两层砖楼，青砖黛瓦，木门朱窗，这就是阳明书院。
门槛很低，轻轻一迈就进去了。这或许是王阳明教育思想的一个细节体现：放低门槛，让尽量多的人能够受到教化，让“知行合一”“心即是理”的“良知学说”得到广泛传播。
跨进大门，是一个小门厅，两边墙上各立一碑，左碑是阳明书院的简介，右碑是王阳明的生平和肖像。清清瘦瘦的王阳明，峨冠长髯。跨过门厅，是一个四合院式的院落。院子不大，四丛茂密的竹子，将整个院落撑满。其实，王阳明当年在赣州讲学，并不在这里，而是在郁孤台下的濂溪书院后面。
明正德十一年（1516），王阳明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四府，凭着卓越的军事才能，解决了赣、粤、闽、湘边境的诸路匪患。在剿匪过程中，他深知教化的重要性。他的“破心中贼”行动，就是传播自己创立的“心学”，让百姓明知懂理，不断提高自己的内心修养和知识水平，以良知代替私欲，主动把心中的“贼”赶出来，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王阳明在城区内设立了冠以“书院”之名的5个社学，并在赣南各县创办书院、社学20多所，以此教民化俗。他在郁孤台下重修了濂溪书院，亲笔题上匾名，把来自各地的学者和学子安置在这里，自己则在濂溪书院后面设立讲堂，大力阐述良知学说。
讲堂一经设立，四方学子慕名而来。讲堂内每天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连围墙上都坐满了人。在讲学中，王阳明并不高高在上。他建立了“讲会”制度，要求弟子们围绕指定的话题讨论交流，自由辩论。师生可以相互切磋、相互探讨。这种平等的师徒关系、平等的交流环境，让心学思想空前活跃，促进了阳明心学的发展与成熟。
同时，阳明书院还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开放包容精神。不论贫富，不分籍贯，不看地域，只要有志于求学者，皆可接受同等的教育。王阳明的众多弟子中，有一大批是布衣。这种开放包容精神还体现在对不同学派思想的尊重和吸收上。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由、平等、开放、包容的教育环境下，王阳明的核心理论“致良知”学说得到了全面完善，不朽的基业也因此奠定。
受王阳明影响，弟子纷纷在各地创办书院，大力传播阳明心学。据有关资料记载，明正统、弘治以前，江西拥有书院仅五六十所，而正德、嘉靖后却迅速发展到了200多所，这在全国罕见。
王阳明在赣州讲学持续了3年。后来，书院几经变迁。但不管如何变迁，这里充满的总是激荡的思想、高立的精神和求知的目光。一代代学子从这里走出，以“致良知”疗救人心、开化民风，让阳明心学代代相传。
我回到门厅，再次凝视石碑上的王阳明像，内心难以平静。这个思想巨人，即便在辞世之后，留给世界的仍然是闪耀着人格光芒的心学思想。他让自己的学术体系在江西生根开花，又把身躯托付给了这片浸润着心学思想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