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 睒

　　作为古代中国盛世的代表，唐朝的包容开放毋庸置疑。那是一个国力雄厚万国景仰的朝代，“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当时长安的外国人，占长安总人口的2%，比如今北京的外国人比例还高。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笔直的朱雀大道、喧嚣的东西市、熙攘的曲江，“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即使长安执行严格的宵禁制度，仍挡不住这座繁华都城的宏伟魅力。

　　说起唐朝，我们想到的往往是唐诗。无论在山水间、边塞上,还是在朝堂中、深闺里，唐朝人不能没有唐诗。唐诗的魅力是只有中国人才能懂的意象美学，是唐朝文化独有的开阔磅礴。经典的唐诗里不乏对舶来品的描写：“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写的是唐朝的市民阶层欣赏外来音乐的习惯和热情；“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柘枝来”，写的是舞女在红烛间随着急剧的鼓点翩翩跳起柘枝舞；“火浣单衣绣方领，茱萸锦带玉盘囊”，写的是一位富豪贵族身着来自波斯火鼠毛做成的衣服……

　　《撒马尔罕的金桃》呈现了唐代贵族对舶来品的使用情况。这本书正文部分达600余页，美国汉学家薛爱华以类似生物索引的方式，分19章，从人、家畜、野兽到木材、食物、药物再到宝石、金属制品、书籍，较有条理地描绘了盛唐对舶来品的态度和用法，描绘了东南亚、中亚、西亚等各个地区舶来品在唐帝国的交流交往。我惊讶于这本纯英文写作译著翻译的艰辛，学者吴玉贵对语言的高要求把握着实令人惊艳，他还毫不留情地查找出了原作达8页的细节错误，可见其极为严谨的学术态度。大抵也是中文学者对盛唐文化的自觉捍卫吧。

　　唐朝的舶来品是丰富多彩的。想象一下，一个唐朝贵族早上起床，踩踏着的是波斯的毛毡，点燃着来自安息（伊朗高原古代国家）的香料，头戴来自斯里兰卡的珠宝；来自新罗的侍女为其穿上朝鲜半岛的新罗绸做成的衣服，头戴高昌国的棉布做成的头巾，品尝着来自西域的葡萄美酒，晚上去酒肆里欣赏胡姬美妙的胡旋舞。因此，从贡品到商品，从宝石到瓷器，从毛毡到丝绸，从美酒到香料，从贵族到平民，似乎都能分得舶来品的一点便利。这些来自中东、东亚、东南亚、中亚等地的精品，通过骆驼与大船，来到灿烂的东方。

　　舶来品是唐代生活中的一角，是反映宽宏广阔大国胸怀的一面镜子。在《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许多笔记记载着唐人对外来物品的态度，有先勤俭后奢侈的玄宗，有喜好胡妆胡服的贵族妇女，还有喜爱葡萄美酒的大诗人。总之，舶来品作为具有运输成本的外来物品代表，很大程度反映了中国人对外来物品的好奇与应用，然而，无论这些东西多么“外来”，这些记录下的史料、物品、诗歌，却真真切切地成了唐人本身的盛世日常。

　　不同于历代把珍贵的舶来品作为上层贵族使用的稀罕物，很多彰显独特的舶来品，在唐代却能在平民阶层风靡。据唐史记载，西域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也就是撒马尔罕的金桃原产国，在贞观年间想要归附唐朝，被唐太宗拒绝，理由十分实际，那就是他吸取前朝教训，不愿意博取天朝上国的虚名，不愿意“以蛮夷而劳中国”。务实的外交态度，让唐帝国即使执行着严格的宵禁制度，保守的疆域计划，却仍像一个天然汇聚四方诸国的聚宝盆，接收着当时世界最新奇的玩意儿，风靡着各色各样舶来品，辐射着最广阔的中华影响力。

　　大唐留给我们的是珍贵的历史和传承，在迅速发展的华夏大地，舶来品的定义被反复改变。100年前，它也许只是来自西洋的新奇玩意儿；50年前，它也许是引领社会潮流的高档奢侈品；20年前，它也许只是一种外来时尚穿搭而已。许多舶来品，在当代中国可能已经成为本土生产的国货产品。很有趣的一点是，当我搜索《撒马尔罕的金桃》这本书时，给我推荐的一个链接是去中亚和西亚的旅行广告，广告语写“撒马尔罕的金桃：中亚游学招募 重走丝绸之路”。也许撒马尔罕的金桃不再是一种舶来品的意象，而是大唐盛世。

　　我们已经不用去追究，那种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品种究竟遗失在何方了，因为我们自己已经盛产“大如鹅卵、其色如金”的本土“金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