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忠实

　　作家孙全鹏始终秉持着一种“地域文化自觉”的写作意识。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孙全鹏深深扎根于乡土，坚持记述时代的变革，并借助对乡土的深刻理解与热爱，建构出自己的文学地理空间。由此，在孙全鹏的笔下，故乡突破了单一的地理概念，具有了深远的精神向度，孙全鹏的作品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美学，充满浓厚的现实基调和乡土气息。纵观孙全鹏的创作历程，不仅有《幸福的种子》这样讲述一代人奋斗史的长篇佳作，更有《幸福的日子》这样温情与哲思交织的小说集，尽管作品所涉及的主题各有不同，但它们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指向——将军寺村。

　　在中短篇小说集《幸福的花子》中，孙全鹏继承了以往的小说创作传统，将笔触再一次伸向了将军寺村。《幸福的花子》分为“故乡人”“故乡事”和“故乡情”三个小辑，收录作者孙全鹏近年创作和发表的13篇中短篇小说。正如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平所评价的那样：“《幸福的花子》内容丰富，容量很大，‘将军寺村’这个独特的文学地标，是作者写作的精神原乡和一个个爆破点。”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以将军寺村作为一个基点来展开叙述，既塑造了鲜活的乡村人物群像，全景还原了乡村的真实生活图景，也立体呈现了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当下，以年轻一代为代表的乡村群体生存方式和情感心理发生的巨大变化，真实反映了新时代乡土社会的崭新面貌。

　　正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沈从文的湘西边陲小镇，莫言的野性高密东北乡，贾平凹厚重沧桑的商州大地，刘亮程黄沙滚滚的黄沙梁……将军寺村正是孙全鹏精心构筑的文学地理空间。《幸福的花子》的乡村叙事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隐藏着作者浓烈的原乡情节和独特的精神气质。作者在小说中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将军寺村的地域意义，尤为注重将故乡的自然生态、民俗民风和人文内涵共同熔铸成他的乡村经验，并通过作品生动地展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乡村叙事时，作者也并非一味地描绘将军寺村的生活图景，小说侧重讲述的其实是现代化浪潮下的乡村及其群体的命运，当然，还有在此过程中的人生百态和万千世相，这也是小说的另外一种面向。因此，《幸福的花子》所讲述的不是乡村田园牧歌，也不是乡村史诗，而是在泥土中打捞而出的乡土现实。

　　在《幸福的花子》中，孙全鹏舍弃景观化的乡土书写，以现代性的写作姿态精准介入生活现场，以“不断更新的眼力”审视故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敏锐洞悉到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之间复杂且微妙的关系，还由表及里地探讨了乡土文化所面临的现实性难题。无论是《味道》中深陷感情漩涡的杨月、《泥泥狗》中作出忏悔的二叔、《三人行》里的三位老人，还是《手机》中的教育方式、《方便面》里情感的缺失，其实本质上都是小说集从不同角度对乡村现实问题的折射。由此，小说在整体上也形成了当下农村群体生存状态的文学镜像。

　　很明显，《幸福的花子》是典型的新乡土叙事小说，实现了对当下乡土写作困境的突破。在进行乡村叙事时，作者能够意识到在城镇化的浪潮下，乡村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从中发现了农村中的新变化、新现实、新问题和新经验，所以作者以一种冷静、客观和理性的眼光书写了乡村变革正在遭遇的现实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幸福的花子》让我们获得了一种关于故乡和生存的客观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