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 晋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进行了被他称为“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写出8万余字的报告《寻乌调查》。这份调查报告像是《清明上河图》的现代文本，让人读出那时的社会关系详情和各阶级的生存面貌，算得上是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或者说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范本。这篇调查报告对于毛泽东明确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以下五个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通过寻乌调查，深刻和具体地揭示了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关系。第二个收获，是梳理了1930年初以寻乌为代表的南方社会商业发展的思考，包括外来经济和本土经济的关系。第三个收获，是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文化结构。第四个收获，是在明确了经济、商业和文化结构之后，毛泽东把在农村起支配作用的阶层，按政治、文化上的态度，划分出新的、半新半旧和全旧三类。第五个收获，是通过群众调查，在土地革命的策略和办法上有了新的思路。比如，他在延安时就说，通过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

　　在进行寻乌调查的同时，毛泽东对多年的调查研究活动进行了理论总结，完成了《调查工作》一文，也就是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在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方法论上，又有三个收获：一是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后来补充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二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三是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3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讲，其源盖出于此。

　　毛泽东的寻乌调查，给我们的启示何在？第一，无论是过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今天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和1930年不完全一样了，在历史条件、信息转化条件和组织条件都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情况下，怎样从寻乌调查中提炼出当前所需要的东西，并以之推动现实工作，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