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经是瑶湖之畔的鹤，如今是波斯湾上空的鹰。

　　11月17日至21日，2025迪拜航空展举行。空中开花、蓝天“比心”、自带BGM（背景音乐）“啸声”……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驾驶L15A（航空工业洪都出口型号）高调亮相，向世界充分展示这款高级教练机的出色性能。另外，同样带着南昌印记的中国商飞公司2架C919飞机和1架C909公务机“组团”参展，这是C919飞机首次在中东地区进行展示。

　　从2024年11月的珠海航展，到2025年9月的长春航空展，再到10月31日开幕的南昌飞行大会，以至刚刚落幕的迪拜航空展，本报记者一路追随初教6、K8、L15、C909、C919的航迹，追溯一个关于飞翔的百年梦想。

　　等风来

　　1909年9月，在美国莱特兄弟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架飞机6年后，冯如也成功设计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冯如一号”，他预感到飞机在救国中的意义：“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这可能是“航空救国”精神的最早来源，后经中山先生倡导光大，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一道，成为当时三大救亡政治号召。

　　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飞机在未来军事和交通中的巨大作用，辛亥革命后，他积极倡导并筹划建立革命的空军力量。

　　1923年初，江西督理蔡成勋在南昌组建了航空机关。当年4月2日，孙中山亲临南昌航空教导队的开学典礼，并向全体学员和官兵发表了演说。在这次演说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航空救国”的口号。他将飞机的重要性与当时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指出：“飞机将是未来革命决胜的武器。”“自有飞机革命之后，已无人能与之争锋。”

　　20世纪30年代，江西航空工业开始起步。1934年2月，国民政府在南昌兴建空军第二飞机修理厂；3月，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从北京迁至南昌；5月，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1934年12月，蒋介石聘请意大利人查地为顾问，在青云谱三家店机场附近筹建飞机制造厂，有着鲜明意式风格的八角亭厂房就是在机场建成后修建的。1935年春，国民政府与意大利正式签署建造中意飞机制造厂的合同。1936年3月，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创办。

　　1936年4月，由王士倬教授主持设计，中国第一个自制5英尺（1英尺=0.3048米）航空风洞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建造并投入使用。

　　风洞是进行空气动力实验最常用、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也是大气层内飞行器研究最可靠的实验手段。它的产生和发展同航空航天科学的发展紧密相关。通过风洞试验，研究人员可以测试和优化飞行器的气动性能，风洞有着现代飞行器摇篮的美誉。

　　南昌15英尺风洞由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在抗战时期建设，从选址南昌、开工兴建再到毁于战火，可谓一波三折。

　　随着华北局势的日益恶化，清华大学与国民政府高层协商后，决定在异地建造第二个风洞以继续发展航空学科。南昌作为当时中国航空中心之一，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器材制造有限公司、中意飞机制造厂、空军教导总队等均设在此，有着良好的航空基础。在当时的江西省政府盛邀和积极争取下，风洞建设选址南昌。

　　根据南昌风洞建造负责人张捷迁的回忆，结合档案资料，可确定南昌风洞建在原第四交通路中段路边（今北京西路与丁公路交叉路口以北）。

　　1936年11月，清华大学在南昌成立航空工程研究所，美籍讲座教授华敦德及教员张捷迁，留驻南昌负责督造风洞。11月9日，风洞地基工程动工。15英尺风洞的设计，参考了世界著名航空学家冯·卡门教授设计的加州理工学院风洞，兼顾了经济性与技术性，成为抗战期间风洞的代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虽时局不稳，但风洞建造工程仍加紧推进。7月9日，冯·卡门教授赴南昌考察空军基地和风洞的建设。他曾评价这个风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要大50%。

　　1937年12月初，南昌风洞土木工程基本完成，订购的风洞马达等也运抵香港。

　　万事俱备，只等风来。

　　可惜，国民政府已无力支撑中国自由翱翔的天空。

　　1938年，南昌频繁遭到日军空袭。2月，风洞在轰炸中损毁：“查该窠筒距地面10英尺以下之钢筋水泥，全部崩毁，风洞损坏约全部百分之六十强。”

　　南昌风洞工程功败垂成，最终未投入使用，但它为风洞研究及此后风洞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培养航空人才、发展航空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客观来看，当时国民政府在南昌砸下航空“重注”，一方面是从南昌的战略地位考量，另一方面也妄图借航空之力“围剿”红军。

　　1937年2月，中意飞机制造厂建成投产，开始修理和试造飞机。至抗战全面爆发时，该厂已完成3架萨伏亚S81式轰炸机的装配，以及20架布瑞达25式教练机的机身和机翼的组装（处于半成品状态）。

　　1937年淞沪会战后几天，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从台湾岛起飞，庞大的机群直扑南昌中意飞机制造厂，工厂遭到毁灭性破坏。1937年11月，意大利和德国、日本签订了《关于意大利加入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议定书》，这标志着“柏林一罗马一东京轴心”法西斯同盟最后形成，中意关系急剧恶化。12月5日，中意飞机制造厂停工；随后，国民政府航委会接管该厂并改名为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

　　抗战初期，三家店机场成为抗战前线，驻南昌的中国空军独立作战。65架主力战机由空军先驱高志航等带领先后奔赴河南、扬州等抗日战场。南京沦陷后，苏联援华志愿空军撤退到三家店机场，首批包括双引擎中型轰炸机“喀秋莎”和四引擎重型远程轰炸机到达南昌，南昌空军迎来强援。

　　驻守南昌的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志愿空军，以三家店机场为基地并肩升空，先后与日机进行了40多场激烈的空战，并担负出击宁沪杭等地日军机场的任务，共击落敌机41架、击伤24架，炸毁日机近百架，炸沉日舰20余艘、击伤6艘，击毙包括号称“四大天王”的日军王牌飞行员潮田良平、南乡茅章在内的飞行员数十名，俘虏敌飞行员15名。

　　在多次空战中，许多中苏飞行员血洒长空。2024年4月6日起，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陆续公布抗日航空英烈名录，首批公布的1468名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中，有36人来自江西。

　　问西东

　　从东到西，自北而南，从终点到起点，历史的起承转合，最终汇聚于梦开始的原点。

　　1938年初，面对日军密集的轰炸，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决定整体迁往重庆，并更名为中央第二飞机制造厂。从江西到重庆，当时的交通方式是长江水运，一千余名员工迎着凛冽的寒风，下赣江，出鄱湖，入长江，溯江而上，陆续抵达重庆。

　　同年8月，工厂的主要设备与器材运至重庆南川，大部分厂房及器材库都隐藏在一个名叫海孔洞的大山洞中。

　　同期，南昌航空机械学校、空军第二飞机修理厂分别西迁湖南省、四川省，江西航空工业的发展停滞。

　　1939年3月27日，日寇占领南昌，三家店机场成为驻南昌日军的军营，抗战中期机场毁损。直到1945年9月14日，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从武汉乘飞机在三家店机场降落，向中国军队投降，这是历史给予侵略者的绝妙讽刺。

　　在漂泊岁月里，徐舜寿、陆孝彭、林同骅等航空专家在海孔洞里，带领技术人员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当时的库存器材、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研制了数架飞机。

　　194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陆孝彭和虞光裕、高永寿从英国途经香港返回祖国，投身航空建设；1958年，陆孝彭被调到南昌320厂设计室担任强5飞机的主管设计师；1965年，强5飞机设计定型，低空操纵性稳定性达世界先进水平。陆孝彭的心中，从未忘记海孔洞的艰难。

　　这群人，为了让梦想照见现实，注定要从四面八方出发，无问西东。

　　1946年7月，在太行山西南麓的山西省襄垣县，一个20岁的小羊倌参了军。

　　他是雇农出身，2岁时就失去了父亲，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只能带着两个儿子到地主家做保姆。他稍大一点就在地主家放羊，听说共产党的军队为人民打江山还能吃饱饭，丢下牧羊鞭投了部队。

　　部队的前身是八路军129师，连里派了文化教员来上课，他非常认真，知识水平提高很快。他参加过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当天，还在大别山里打仗”。新中国要成立空军，他通过了文化考试，又通过了严格的体检。1951年，他由部队选送进入东北老航校学习；1954年，他航校毕业，南昌的天空，冥冥中与这个名叫张贵成的山西人相约。

　　同样是1946年，国民政府决定将中央第二飞机制造厂从海孔洞迁回南昌。由于三家店机场已近乎一片废墟，八角亭厂房破损严重，跑道上弹坑累累，重建举步维艰。1948年11月，国民党决定撤销中央第二飞机制造厂，将设备及人员迁往台湾。

　　在历史转折关头，一部分航空志士拒赴台湾，选择留在南昌。到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时，还有12人坚持守在厂里。

　　1949年6月，中南航空处接管了该厂。接着，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成立南昌航空站取代中南航空处。1951年4月17日，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诞生了。6天后，刚刚成立的航空工业局正式通知华东空军所属第22厂由南京迁往南昌，在第二飞机制造厂基础上建厂，代号为国营第321厂（12月，改名为国营49613厂，1953年2月改名为国营320厂，1957年启用国营洪都机械厂为第二厂名）。

　　1951年5月17日，建厂委员会正式成立，邵式平担任主任委员，他表示：全力支持建厂，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他说：“南昌是八一起义的地方，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是在南昌打响的，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也要出在南昌。”

　　前后几天，在浙江省新昌县，一个叫王玲妃的女生听说了南昌飞机厂招工的消息，怀着对诗和远方的憧憬，挤上了浙赣线。在半路上，她遇见了同乡青年吕德璋，他同样是响应江西招工的号召。共同的话题，一样的远方，两个年轻人一路同行，聊了很多……那个年代，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来到南昌，他们后来构成了独特的洪都文化，自信大气、混搭包容。

　　鹰试翼

　　飞机厂的基本建设是一个极其繁重的任务。原有的厂房建筑大多破损不堪，四周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广大职工以参加航空工业建设为荣，不分昼夜，修厂房、铺铁路、埋电线，一边建厂，一边生产。

　　1952年11月，三家店机场主跑道扩建至长1520米、宽70米，满足飞机修理起降急需，有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共中央决心加快全国航空工业建设步伐，尽快实现由飞机修理向飞机制造的过渡。

　　早在1953年3月，320厂就对苏制雅克18飞机各部件的试造情况进行了研究。1954年2月底，雅克18飞机的成套资料从苏联运到工厂，经与原修复同类飞机的资料及本厂自行测绘的图纸对照，发现二者的理论数据和主要结构基本一致，因而原用于制造配件的工艺装备及库存零部件配件，均可用于整机试制。

　　全厂职工在“为制造祖国第一架品质优良的飞机而奋斗”的口号下，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使命感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到1954年5月初，完成了静力试验用的第01架飞机的全部部件；6月21日又完成了第02架飞机的全部部件。

　　1954年7月3日，是全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架自己制造的飞机——初教5完成首次升空试飞，从南昌飞上了祖国的蓝天。

　　试飞员段祥禄和刁家平驾驶第02架飞机飞完全部试飞科目，共飞行13小时10分钟，14次起落。初教5的制造成功和顺利首飞，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制造飞机的历史，掀开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同一年，组织安排张贵成进入航空部320厂试飞大队，担任试飞员。他曾驾驶过雅克18、初教5，试飞过初教6、丰收2（安2）、喷教5、喷教6。

　　试飞员是刀锋上的舞者，张贵成把一生都献给了南昌的天空，他曾多次立功受奖，但直至离休也未和家里人谈起。据二儿子张江勇回忆，父亲驻地离家走路只有十多分钟距离，但他严格按照规定，每周只回家团聚一天，周日晚7点前雷打不动归队。

　　从浙江来到江西后，吕德璋分配到江西柴油机厂，王玲妃则在洪都飞机厂，他们结了婚，在洪都家属区安了家，后来和张贵成结成了儿女亲家——二女儿嫁给了张江勇。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就这样在南昌开枝散叶。

　　作为“洪二代”，张江勇小时候曾梦想像父亲一样驾机飞翔，后来因伤病身体留下疤痕，无法通过“招飞”体检而作罢，但他还是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留给了洪都，曾参与过教8（K8）、教10（L15）的研制、生产。

　　飞天舞

　　天空没有痕迹，历史却有记忆。

　　带着“航空救国”的基因，南昌肩负“航空报国”的使命，创造了共和国航空史上的多个“第一”：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初教5，第一架多用途民用飞机运5，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的初级教练机初教6，第一架自行设计制造的超音速喷气式强击机强5，第一架农林专用飞机N5A，第一架喷气式高级基础教练机K8，第一架自主研制的第三代高级教练机L15。

　　2008年5月，江西省抢抓国家大飞机项目实施的重大机遇，决定在南昌东郊、瑶湖之畔规划建设南昌航空工业城，拉开了南昌航空产业升级的大幕。

　　南昌航空城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航空产业集聚区，包括航空产业区、机场试飞区、军民融合产业区、整机综合配套区、航空特色小镇和滨湖生态区等6个片区。目前，已落户航空工业洪都、中国商飞江西公司、中发天信航空发动机、中航光电、三瑞智能等70余家企业，初步形成了覆盖设计、试验试飞、审定、制造、交付、维修等环节的航空制造产业体系。2023年，获批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2024年，以长三角大飞机集群名义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为了争取国产大型客机C919相关项目落户，南昌仅用7个月，就完成了计划两年完成的瑶湖机场建设任务，创造了“江西速度”。这是江西省首个4D级A类通用机场，跑道长3600米、宽60米，另有3600米长、28米宽的平行滑行道，能满足C919等大型客机及后续宽体机型的科研试飞需求。2024年，瑶湖机场成为国内首家获得国际民航组织（ICAO）四字代码（ZSYH）的通用机场。

　　2009年5月，航空工业洪都与中国商飞签署备忘录，成为国产大飞机项目前机身/中后机身两大机体结构部件的唯一供应商，约占机体份额的25％；2019年，C919开始在瑶湖机场进行科研试飞工作；2021年4月，中国商飞江西生产试飞中心全面竣工，成为中国商飞在上海总装基地之外唯一的交付中心；2024年，C929复材机身段集成化生产项目开工。

　　张江勇的独生女儿张晓媛，从小在洪都大院长大，耳濡目染了一个民族关于蓝天的梦想，在她洪都中学初中同班同学中，有飞行员，也有航空器专家。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深耕洪都题材散文创作，同时也是一位资深航空迷，正在为创作一部以祖辈航空人故事为主线的长篇小说而努力。

　　百年梦圆，从“航空救国”到“航空报国”再到“航空强国”，历史不断拔节“上新”，这是一份值得书写的荣耀。

　　□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