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傅抱石于1933年手拓《傅抱石所造印谱》（上、下册）在南昌出现，引起收藏界、学术界关注。笔者从我省一藏家手中借来翻阅之后，意识到该印谱十分珍贵，值得深入研究。目前，它除了能展现后来担任过西泠印社副社长傅抱石的篆刻艺术功力外，还可以通过此印谱的一些信息，尤其是大量姓名章，来印证傅抱石在南昌时期的“朋友圈”，进而从一个侧面来探寻他在南昌的生活、习艺等情况。

　　傅抱石痴迷的第一门艺术便是篆刻艺术，该手拓印谱就是一个证明。印谱封面题签“傅抱石所造印稿”为词曲大家吴梅（字瞿安）所题，扉页题签者为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家黄侃。按说那时傅抱石还只是在南昌有知名度，且从年谱等记录看，傅抱石早年并未与吴瞿安、黄侃这样的著名教授有交集，却能得到这两人的手迹，有人猜测是傅抱石早年国文老师王易出面求来的。按《傅抱石年谱》记载，1933年6月，傅抱石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后，从上海转去南京拜访了恩师、国学大师王易。当时王易在中央大学任教，同事及好友中就有名教授吴瞿安、黄侃、汪辟疆等。可以合理想象一番——傅抱石去拜访王易之日，王易正和吴瞿安、黄侃等人饮酒唱和；谈到印谱事，王易便顺势向两位同事推荐小他15岁的傅抱石，并赞其印如何之好，于是，两位大家便给这位青年才俊的印谱题签……从吴瞿安的题签“傅抱石所造印稿”落款中的时间“癸酉年夏至”可知，题签时间为1933年6月22日，这也与记载中傅抱石赴南京拜访王易的时间吻合。

　　当年7月，《傅抱石所造印稿》（上、下册）面世，收印120余方。这其中，首先是傅抱石给老师辈的教授们所刻的印章：如“黄侃”姓名印一枚；吴瞿安有两枚，分别是“瞿安”“瞿安倚声”；汪辟疆的多，计有“汪辟疆印”“辟疆版权”“辟疆读后”“辟疆校读”“彭泽汪辟疆藏书印”“彭泽汪辟疆收藏金石书画印记”等。从这里可看出，傅抱石与中央大学的一批名教授关系不错，为他们刻了不少印章，同时也得到这些名家的认可及题签的“加持”。除了名教授群体外，傅抱石“朋友圈”里还有对其命运带来重大改变的艺术界、政界等关键性人物，如徐悲鸿、陈立夫、熊式辉、彭醇士、罗时实、廖国仁、廖季登等，他们都是当时极力帮助傅抱石出国留学的人。这一群体中，傅抱石给徐悲鸿刻的印较多，显示了他与徐悲鸿较为密切的关系，其印分别有“悲鸿”“徐悲鸿”“当其无有书之用”“当其无有文之用”“未能免俗”等。另外，傅抱石给陈立夫、陈果夫各刻有一方姓名印；给熊式辉则有大小不同的两套印，均刻“熊式辉印”“天翼”，“天翼”为熊之号；罗时实是傅抱石的“总角之交”，除了刻有两方姓名印一朱文、一白文外，还有“佩秋”字号印；给彭醇士刻的也比较多，有“彭醇士”“醇士”“高安彭氏”“三十后以字行”等；给当时江西省裕民银行行长廖国仁刻了“廖国仁”姓名印；给廖国仁侄子、省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廖季登刻有“廖季登玺”。

　　据记载，熊式辉在民国时期曾资助傅抱石赴日留学。当下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先是廖国仁、廖季登叔侄俩将傅抱石引荐给徐悲鸿，做了一次极其重要的“牵线搭桥”。之后，徐悲鸿向熊式辉提出，请其资助有才华的傅抱石去国外留学。当然，徐悲鸿虽有提携后进的诸多轶事，但在傅抱石出国留学之事上，并不见得仅靠其一人之力。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万新华在《关于傅抱石早年经历的若干细节》一文中指出，傅抱石的近邻及好友罗时实，在帮助傅抱石留学日本“发挥着非一般的作用”。此外，在傅抱石的一份自述材料中提到，南昌名士彭醇士在1932年也曾向熊式辉进言资助傅抱石留学一事。当时，彭醇士与刘太希、陈方并称为“江西三才子”。

　　印谱中，还有一些是傅抱石在南昌的同事和朋友，这些人多半跟其有交集或曾给予其帮助。如“奉新宋育德字公威”是为江西省第一中学的创办人宋育德刻的；“黄光斗”有朱文、白文各一方，是给曾任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黄光斗刻的；“陈际唐”是给省立南昌一中校长陈际唐刻的；“詹松涛印”是给好朋友、《傅抱石所造印谱》跋文作者詹松涛刻的；“润如经眼”应是给扫叶山房主人姜润如刻的；等等。这些印章背后，也有很多故事。如爱才的校长黄光斗，早年傅抱石仿刻赵之谦、陈曼生等名家印章被买家识破并找上门来理论，他不仅妥善地将对方打发回去，平息了风波，后来还在报纸上公开为“抱石斋主人”招揽生意：“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黄光斗介绍抱石斋主人治印，每字五角，接件处师范学校传达室。”姜润如是傅抱石的“忘年交”，也是古旧书店的主人。傅抱石曾在他店里买到了珍贵的黄牧甫原拓印谱。

　　笔者从藏家那里初见《傅抱石所造印谱》时，篆刻、收藏及史学界几位好友也在场，一起品鉴、讨论后，尚存有一些疑惑。首先，此印谱是手拓还是制版印刷？经过辨认印泥成色、纸张上印油渗化等表现，大家一致认为是原印手拓。接着，问题又来了：如果是手拓，那拓印了多少本？因为印谱中许多印是姓名印，一般来说，姓名印刻好后就该很快交给对方，交给对方前自己留样手打印蜕，一般数量不会很多。

　　随着后来新发现的资料，这些疑惑自然解开。南昌一位青年学者给笔者提供了一份《民国日报》扫描图片。此图显示，该报刊当年刊登了《傅抱石所造印谱》的发售广告。其售卖重点信息为：“黄侃先生、吴梅先生题署，《傅抱石所造印稿》精拓二册一函，实价银洋六元。”此外，文字推广内容还有：“抱石先生所造晶牙铜石诸印，庄凝朴茂，别饶逸气，万金一字，得者宝之。本社特商请先生将近顷为当代名贤所制者精造百数十方，钤拓成谱，以广流传，计书百部，现发则半数。南昌百花洲五十号艺文社。中山路大东书局代售。”这里透露的关键信息就是，傅抱石当年制作的该手拓印谱，共计100套。

　　13年后即1946年，傅抱石在重庆回忆自己痴迷篆刻艺术的时候，也提到该印谱的数量。他给一艺术品经纪人写信时写道：“弟于刻印曾迷恋二三十年……民国二十一年，曾选拓成谱，钤百部售之，今手中也无片楮也。”

　　看来，傅抱石对制作印谱还是早有准备。该印谱中的印章，很可能当时他每刻完其中一个，就立即盖了上百张印蜕，以便合订成册。仅仅100套，80多年后的今天，又能幸存多少？其珍稀性可想而知。

　　（配图篆刻选自《傅抱石所造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