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 瀚

　　1月29日，国家电影局发布了一组数据：2023年春节档票房达67.58亿元。这是自“春节档”这个概念诞生以来，历年春节档票房成绩第二名。其中，《满江红》自上映以来连续多日占据票房冠军的宝座，截至2月5日，票房突破39亿元。

　　《满江红》是一部以“岳飞公案戏”为基础的商业类型电影。早在宋元时期，许多野史、杂记、民间传说就对岳飞的故事进行了大量的演绎，涌现出一大批戏曲、小说文本，如著名的《东窗事犯》《精忠记》《精忠旗》等，到了现当代，对岳飞故事的影视化改编也层出不穷。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岳飞故事的再创作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而这些不同，与时代的艺术思潮、社会观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古装”“喜剧”“悬疑”，是贴在电影《满江红》上的类型标签，当这三个关键词与张艺谋放在一起时，不免会让人回忆起14年前那部《三枪拍案惊奇》——或许可以说这是张艺谋迄今争议最大的作品。如果说《三枪拍案惊奇》是以“俗”写“俗”的“大俗之作”，那《满江红》可以看作张艺谋在“谋式风格”商业类型电影中的进一步探索——在“雅”的框架上进行“俗”的表达。

　　作为一部“岳飞公案戏”，《满江红》的表现重心并没有关注岳飞，而是聚焦一群怀揣家国情怀的小人物在岳飞死后，努力揭露秦桧卖国阴谋，让岳飞沉冤得雪的故事。将家国情怀与商业类型片元素进行融合，从商业角度来看，《满江红》无疑是成功的，但从观众的评价来看，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

　　就风格而言，《满江红》带有一抹后现代主义色彩。全片的场景设置都没有离开秦桧的宅邸，这是借鉴了舞台剧或小品的模式。那一方云谲波诡的宅邸隐喻着内忧外患的南宋朝廷。整部影片设置了非常多的巧合和玄机，一句不起眼的口误、一次毫秒间的迟疑、一场动真情的吟诵……都可能是刻意埋下的伏笔。就类型而言，该片以喜剧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悲壮的故事，其中大量的戏仿、能指符号的运用、小品式的节奏调度、小人物低姿态的自我戏谑等，都是从传统喜剧片延伸出来的。除此之外，在这部影片中，张艺谋一以贯之地以“反转”“杂糅”“插入”“蒙太奇”等手法凸显“符号化叙事”和“结构性反讽”，为影片注入了较为强劲的修辞动力。不难看出张艺谋的创作意图——对作品中正反对立的立场下，紧张、沉重的氛围进行适当缓冲，提高观赏性。

　　在我们的观念中，爱国主义题材电影天然地具有经典性、厚重性以及严肃深刻的思想性。《满江红》无疑在做一个突破性实验，将商业类型片与爱国主义情怀融合，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崇高的主题。39亿元的票房以及大热的话题似乎在证明这种尝试是成功的。

　　必须看到的是，《满江红》在多元素的杂糅运用、悬疑故事链条构建、影片立意等方面，较《三枪拍案惊奇》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有人认为《满江红》只是套上了一件崇高主题“外衣”的《三枪拍案惊奇》。从而引发了观众对“风格”与“故事”关系的辩论。

　　形式与内容，风格与故事，谁该服务于谁，谁该主导谁？在张艺谋的一段采访中，他提到《满江红》本打算用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后来觉得形式应该为内容服务，所以换成了类似民间艺术走马灯的呈现形式。然而从观众的反馈中，我们可以看到，《满江红》被诟病最多的，依然是形式大于内容。尽管相较张艺谋以往的电影作品，《满江红》似乎是情节最快速、节奏最紧张的一部，但其中的反转桥段过于冗杂和刻意，仍然让人感到疲惫和腻味。而且这些过度的情节反转设计，也暴露出剧本主线单薄、逻辑性差的问题。

　　此外，《满江红》以真实历史为背景，在正反双方的立场早已明确的基础上，张大、孙均、何立、瑶琴等虚构人物的复杂性就尤为重要。很可惜，在这部强调“反转”的影片中，人物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他们要么成了一种静态的符号，要么过分强调其喜剧功能，除了张大、武义淳之外，大多数人物的刻画显得相对静止、平面。电影忽视了对人物性格的演变、人性矛盾挣扎的刻画。

　　观众们或许可以为张艺谋找这样一个理由：《满江红》的本质是商业电影，导演的本意并不在于讲述一个逻辑缜密、慷慨激昂的历史故事。毕竟，岳飞的故事在文艺作品中传播了几百年。

　　影片的结局是全剧中的最后一次反转，也是最强烈的一次“结构性反讽”——秦桧死了，也没死；秦桧忏悔了，也没忏悔。张艺谋安排了一个秦桧的替身，借假秦桧之口慷慨激昂地将《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千古绝唱公诸于世，用假秦桧的死平复后世人们心中的愤怒，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为观众打开了一个情绪的宣泄口——这是张艺谋的高明之处——当“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从“秦桧”的口中以一种深切悲愤的情绪吟诵出来，观众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以另一种形式被激发，作品想传达出的立意也成功被观众接收。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走出影院，人们仍然沉浸在这样的慷慨悲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