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颖

　　长篇小说《戴花》是值得探秘的文本，有戏剧剧本风格，富于感染力，也为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可贵的探索。

　　革新与超越是《戴花》的主题。特殊历史时期里，师徒两代炉工劳模从日渐齐心到隔心，再到并肩接续理想的奋斗历程，颇具精神传承意味。

　　《戴花》找到了某种破除代际陌生感的写作密钥。读者阅读时，常常遭遇陌生化阻隔，且大多是代际阻隔。同是书写工人，不妨将《戴花》与《人世间》作一番横向比较。《人世间》勾勒了一幅20世纪90年代工人群像世情图，在一缕缕四邻倒泔水问好的晨光里、一声声烂路面上辞旧的鞭炮声中，家庭阵痛、邻里纠葛一点点呈现，书写者与读者共同搜集着庸常缝隙里的光与爱。《戴花》则无意于主观介入评述时代浪潮，它通过师娘、老对头段一村、领导兼堂哥工会主席莫德龙、师兄弟们、杨哲民和徐士良等人物，从外部视角拼凑起 “我师傅”莫正强的形象——一个保持了良心、光明和宁静于内的人。经由立人风骨这一出彩的书写，作者水运宪用一支不枝不蔓的笔告诉年轻读者——俱往矣，但精神可以活下来。隔着大半世纪的岁月风云，新中国第一代劳模工人的铮铮铁骨，悄无声息地撞击着今天的年轻人的心。文艺评论家程德培曾对工业题材小说《雾行者》作出评价：“尽管由于代际关系，这场阅读带给我诸多的陌生感。看了作者一些谈话和答记者问，此类陌生感越发强烈。”而不同于《人世间》《雾行者》等工业题材创作，1948年出生的水运宪，较好地探索了代际陌生感这一写作难题。《戴花》似乎成了水运宪不得不写的那本书，作为听着“戴花要戴大红花”长大的孩子，那些奋斗印记是属于他们一代人的宝贵集体记忆。

　　《戴花》的独特处，还在于呈现了较强的戏剧剧本特质。首先，该书可读性强，情感饱满，主次人物形象鲜明、出场调度很有章法，而这或许与作者的经历有关。水运宪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创作中电影剧本占比较大，诸如观众熟悉的《乾隆王朝》《乌龙山剿匪记》等。其次，《戴花》是向内转的写作，关注人物内心，在寥寥数场的高潮“戏份”中，生动刻画了师傅莫正强的“魂”——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钢铁脊梁的形象由此变得鲜活。眼袋下头长着胡须的“莫胡子”，其貌不扬、威信极高，自视高、求上进，手底下有真功夫、心里头有超越世俗的追求，顶天立地也颇有城府，工于算计的同时十分仗义。谢冕曾说，“向内转，转向人物最忧伤最脆弱的内心，甚至命运的背后”。莫师傅初见时不设防地把徒弟领回家，是磊落本分；顺手偷钱又还钱的矛盾行为，外化了人物的内心挣扎；通过自我审判，他亲手将追求了毕生的劳模奖章摘下，令人动容；用身体去堵上千度高温铁水的大无畏工匠精神，惊心动魄；临终前，他将衣钵交付给下一代的从容，坦然可敬。这一切书写奔流不息，水到渠成。此外，作者熟谙叙事节奏、高潮推进、情节铺垫等戏剧手法，如杨哲民、姜红梅、徐士良、吴启军等青年工人群像的塑造，无论是性格特质的逐一勾勒，还是人物关系的纠缠转变，都源于他们入职时的一组黑白照片。这一情节的简洁铺垫，便颇具戏剧意味。

　　《戴花》的此类戏剧性追求，也引发了部分读者争议。他们认为，该作品文学性上存在不足。诚然，戏剧遵循一根主线原则，主要笔墨与情感调度集中服务于主要人物、主题思想。在《戴花》中，社会世情展示、工厂内外世界基本呈现、工人日常生活描写、人物辗转腾挪的空间转换等，都缺失了。甚至主人公生活工作的德华电机总厂，也不过寥寥数语交代过去。水运宪最感兴趣的是人，他对几个辗转跌宕的高潮进行集中泼墨，代表性地书写了徐士良的悲剧等支线故事，除此之外，再无闲笔。可以说，《戴花》得之于戏剧，失之于戏剧。

　　在轰轰烈烈的当代中国工业建设面前，与之匹配的文学精品较为稀缺。《戴花》的戏剧式写作，探索了一条通往工业题材文学精品的创作路径，但也伴随着新的问题。而这，让关注和讨论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变得更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