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振振

　　读完新近出版的邵炳军作品《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上）》，颇多感触。

　　此著历时二十二载，体大思精。作者把此著比喻为“难产儿”，笔者更愿将其视为“成熟的新生儿”。本人见证此著由原先4章15万字，扩充到如今9章67万字。此后补写的5章，不仅填补了“二王并立”政治环境下新兴诸侯国与被灭诸侯国的视角空缺，同时不离“二王并立”的时间主线，完善了“平王东迁雒邑”与“携王被晋文侯所弑”两个重要事件，分别展示了“二王并立”格局的形成与终结。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出现，是春秋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点，也是研究春秋诗歌乃至整个春秋文学的起始点。但是这一历史现象却没有引起太多《诗经》研究学者的注意，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尚未见到。而该书视角独特，从“二王并立”这一大政治格局的独特视角出发，聚焦“二王并立”特殊政治环境中的诗人及其诗歌，在考证诗人生平事迹的基础上进行诗歌作品断代研究，力图探讨春秋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演化的关系，进而揭示春秋诗歌创作的基本规律。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诗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性与目的性，这是政治道德教化的需要与要求。那么要探求诗歌的本义，离不开“知人论世”的方法论原则，要深入了解诗歌作品与诗人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的关系，并将作家作品放到大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中进行考量，才能对诗旨与诗本事有更准确的把握。比如对《小雅·节南山》一诗创作年代的考订，系统分析“家父”的族属、世系、地望、生活时代，通过“知人论世”对诗人创作心态与创作动机进行理性分析。

　　“知人论世”又离不开严谨的训诂考据，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史料，在广泛搜集、排比前人和今人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廓清事实；同时，又要尽可能利用出土文物和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新材料，钩沉索隐，考订和还原文学史实，力图得出新结论。该书将“知人论世”的史学研究方法与训诂考据的文献学研究方法相结合，在充分参考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每篇诗作的作家情况、时代背景都进行了严谨详实的考证。该书能够克服史料残缺之难，列陈材料丰富，提出新说合理，既展现出文献搜集的用心，更凸显出材料鉴定的审慎。比如，对于周大夫凡伯和卿士卫武公的生平事迹的考论便是如此。

　　不论从文献功底还是理论阐发角度看，本书都是《诗经》研究与诗礼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