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冰茹

　　编者按：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本期读书为大家推荐先生们案头的几部别致小书。画册的图像里无声讲述着女作家武将军的飒爽一生，优美的音乐随笔里有力传递着中国音乐家的中国式话语表达。一起通过“先生的书桌”去看—— 

　　作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者、女性写作的关注者以及在课堂上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教师，丁玲是我特别熟悉的作家，她是我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任何一个维度都绕不开的讨论对象。我读了不少丁玲的作品、各种版本的传记和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资料，也写过关于丁玲的论文。但坦率地说，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女性作家，我更喜欢萧红凌厉而有质感的文字，张爱玲华丽而又苍凉的故事。至于丁玲，沉淀在我心里更多的却是她这个人，她的性情性格、她的人生选择。当然，你也可以说文如其人。

　　前段时间在丁玲的故乡常德参加研讨会，主办方特意赠送了两本书，一本是李向东、王增如写的《丁玲画传》，一本是中国丁玲研究会和常德丁玲文学创作促进会主编的纪念画册《永远的丁玲》。这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图文并茂地呈现了丁玲的一生。翻看书中的老照片，丁玲的一个个生命瞬间扑面而来，我此时的心灵触动一点儿也不亚于当年读文献时的情形。

　　从1927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处女作《梦珂》，到1986年主编文学刊物《中国》，丁玲的文学活动几乎覆盖了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史，而她的文学创作、她的人生选择以及她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之路也紧随时代的浪潮，奔涌向前。在丁玲开始写作生涯之前，她曾辗转长沙、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地求学，她如此记录自己当时的想法：“我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域。当我们把钱用光，我们可以去纱厂当女工、当家庭教师，或者当佣人，当卖花人，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在那张1923年她与好友王剑虹的合影中，两个年轻的女学生挽着手、搭着肩、同握着一个小花篮，眼里的光芒和脸上的笑容仿佛照亮了整个世界。

　　《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丁玲成了当时备受瞩目的女作家。莎菲叛逆、倔强甚至有些任性。她不臣服于旧秩序，在爱情游戏中奉行“我要使我快乐”的原则，渴望品尝胜利或占有的快乐。法国学者吉尔·里波韦兹基在《第三类女性：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中说，女性在恋爱中的位置是以个人主义的要求为基础的，是与现代的自由、自主、自我肯定这些观念相融合的。换言之，爱情是女性获得自我认同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五四”一代将自由恋爱视为个性解放的代名词而为之奋力呼号，那么显然，已经脱离礼教旧家庭的莎菲并不满足于此，得到了爱情并不意味着找到了个人价值的实现方式，“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她只能选择到南方“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

　　丁玲在1927-1930年间创作了许多莎菲式的形象，《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的薇底、《他走后》中的丽婀、《日》中的伊赛、《自杀日记》中的伊萨等，这些形象被茅盾称为“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她们成为彼时时代肖像的一部分。虽然文本中的莎菲们彷徨、苦闷，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出路，但现实中丁玲却已将写作视为自己安身立命，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1928年，蔡元培之女蔡威廉为丁玲画了一幅肖像画，名为《女作家丁玲》，丁玲微微侧身，眉目舒朗炯炯有神，脸上透着一种自信和执着。

　　1931年初，胡也频牺牲，留下手足无措的丁玲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也是这一年，丁玲在冯雪峰的鼓励下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随后也写出了被誉为“新的小说的诞生”的《水》。《水》之所以被称为“新小说”，既是因为它完全不同于丁玲此前“莎菲式”的主题、趣味和人物形象，也是因为它标志着丁玲的写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丁玲写作的转向固然与胡也频的牺牲直接相关，但也离不开想要摆脱写作困境的焦虑，因为她已经将时代青年苦闷的内心生活铺垫到了极致，相同的主题再写也超不过《莎菲女士的日记》。冯雪峰曾经这样总结丁玲的转变：“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并从而追求真正的时代前进的热情和力量才是真的出路，并且也和以往的恋爱热情的追求联接的起来的，因为恋爱热情的追求是被‘五四’所解放的青年们的时代要求，它本身就有革命的意义，而从这要求跨到革命上去是十分自然，更十分正当的事。”史沫特莱为此时的丁玲拍过一组肖像照，她坐在木椅上，倚着靠背。一张是她一手搭在椅背上，一手托腮，侧脸上扬，目光朝向远方；另一张是她双手交叠伏在椅背上，眼睛斜斜地平视过去。两张黑白照片里，明亮的光线打在脸上，现出温和的轮廓。丁玲的目光虽然都避开了镜头，却毫不犹疑。

　　或许正是因为这份对写作的执着，对自己抱定的人生信念的坚守，丁玲于1936年辗转到了延安。她是当时到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毛泽东特意填了一首《临江仙》相赠，其中那句“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形象地概括出丁玲两个不同的生命阶段，而“武将军”所蕴含的飒爽豪迈、坚忍不拔、执着顽强也成为丁玲后半生的气度或写照。翻看《丁玲画传》和《永远的丁玲》1936年之后收录的照片，不论是1938年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宣传抗日时一身戎装的半身照，1956年在颐和园撰写申诉材料时背靠廊柱的留影，还是1978年重获自由后与陈明在山西长治嶂头村的合影，不断变化的背景前，不变的始终是那一缕坚定而执着的目光。

　　瞿秋白说冰之（丁玲又名丁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孙犁说丁玲是“几度隐现云端，不失其光辉的星”，说的都是丁玲性格中的那份执着与坚守。丁玲写下的文字和关于丁玲的文字早已塑造出一个血肉丰满的丁玲，而图像则让丁玲飞蛾扑火的勇气和终成云端之星的光芒更为鲜活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