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 钦 张一弛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颖

　　10月14日，作家阿来在南昌县文化会展中心分享“文学之于人生的意义”。当日上午，记者在莲花书屋与阿来对谈，听他讲述文学与阅读。

　　写作需要在大地上行走

　　阿来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地广人稀，村落人家零星布点在起伏的山间。他热爱行走，在川西北高原用镜头记录下七八百种植物。在他笔下，人和自然不是彼此镶嵌的关系，人好像是原原本本长在自然里的。他的文本总能带来一种确信，从《尘埃落定》的傻子、《随风飘散》的少年格拉到《天火》的巫师多吉、《云中记》的阿巴，主人公们仿佛就该在森林、岩石、沟谷之中生长。

　　苏童、马伯庸都曾在公开访谈中惊叹阿来对植物学的了解。事实上，他擅长的远不止植物学，社会调查、地方志、文化史、地质学等，都是他进入写作的有效方式。他走遍了阿坝州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掌握了18家藏地土司的家族史，把1989年到1994年的周末用来阅读县志和搜集口述史材料，在电脑上敲下《尘埃落定》的开头。行走西藏后，他把万千气象、对存在和生命的叩问用超拔的意象写进了散文集《大地的阶梯》中。他在北京的资料馆里读了3年藏地史和清代战争史，借助史料自身的磅礴力量钩沉出一部200年部落“融化史”《瞻对》。他梳理历来的藏民族书写，找到了一个叫洛克的夏威夷大学植物学教授，多次往返追寻“洛克线”，在美国的图书馆里读完了洛克的全部笔记，动笔写作一部蕴含本真的《寻找香格里拉》。

　　大地和书本彼此映照，是资深驴友阿来的行路方式。“研究不光是在案头上，写作有时候是需要在大地上行走的，岑参就走得很远。我读作家的书，肯定要沿着他走过的那些地方用脚步印证。”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阿来，读了卡彭铁尔去了古巴，读了略萨去了秘鲁，读了帕斯和鲁尔福去了墨西哥……

　　阿来自认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他坦言，自己每年用于写作的时间非常少，“我一般不会每天写，大概每年冬天开始，写到明年3、4月间，因为5月夏天也快到了，心里痒痒的，就坐不下来。春夏秋是适合出行的时候，人生很丰富，干嘛天天趴在桌子上。”

　　文学发现美，改善不美

　　阿来主张书写要言之有物。比如，写人，需要写出他的职业特征，写山，要知晓它的岩石构成。树有名，草有名，虫有名，文学首先需要各种职业性的、地方性的、特征性的知识，但不能被其淹没，“文学还有另外一些东西，超越知识，那是情感、思想、强烈的想象力”。

　　就如《云中记》的诞生。《云中记》书写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阿来说，《云中记》并不是自己不得不写的书。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只是作为一个“有点儿老的”志愿者参与救援，募集资金帮助重建。书写的念头是突然而至的。2018年5月12日14时28分，和过去十年里每年的此刻一样，成都全城都会拉响默哀警报，所有在路上的汽车都会自发停下来，不约而同加入鸣笛阵列。“当时我在写另一部小说，这部小说已写到一半，直到今天还没有拿起来再写。听到鸣笛，我突然就泪流满面，想起许多周围人的震中及震后经历。半小时后，我平静下来，把正在写的小说关掉，《云中记》的第一行字就出现了。我想起我去过的许多村子，其中一个村子就像书里一样，在震后第5年消失了。我想起那些经历重生的人们，比如一个震后的重组家庭，双方各自怀着沉重记忆，无法真正融合成一个家庭。我开始写《云中记》。”

　　阿来理解的文学，不是“诗和远方”，而是在身边发现美。文学从一抹时光、一片树叶、一棵树里发现美好，并将美好的瞬间固化下来。文学拥有比较善的动机，对世界诚恳，发现美，改善不美。阿来喜欢蒲松龄和杜甫胜于《红楼梦》。比起极简主义的卡佛，他更喜欢丰腴、元气充沛的约翰·契弗，喜欢他说的“文学是一种大众的幸福事业，大众的幸福事业应该时时存在于我们的良知之处”。

　　1989年，在“所有年轻人都在写诗”的氛围里，30岁的阿来出版了一本小说集、一本诗歌集。有人说“你真成作家了”，他却被“作家”这个词吓住了：“因为它在我的心目中是曹雪芹，是罗贯中，是托尔斯泰，是海明威，这些名字是闪闪发光的。”

　　此后30年，阿来的文学世界——从《尘埃落定》《机村史诗》这类近现代的藏地百年史诗，到《瞻对》《格萨尔王》等更恢宏辽远的民族史诗——都显示出与大多数汉语作家迥异的写作风貌与文学关切。

　　与许多将故乡视作精神源泉的写作者不同，他并不认同故乡先天地能给人滋养。“一个人生在何处，是不能选择的，我们又没有写申请书。你愿意主动去发掘一方土地的价值，发掘到了，它才可能带给你某种滋养。”与之一致地，阿来认为好的地域文学写作，首先要做到不被地方性淹没，也不被某一种文学类型限制，而是要“找到既有地方性，又跟全世界文学有关的、人性共通的一些东西”。

　　“我们在写作时，确实可以把那些闪闪发光的作家当成一个目标。至于能不能达到？古人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文学诉诸情感，亘古未变

　　在“文学之于人生的意义”讲座开场时，阿来说，文学是一个使我们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化子民、一个文化传人、一个中国人最重要的情感和知识构成。文学是文化当中最重要的最通俗的一种学问，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是诉诸我们的情感，并基于我们的情感来讲述曾经的生活与历程。

　　《阿来文学演讲录》里，记录了一则2015年他在四川省中青年作家高级培训班上的讲座内容：他用叙写、抒发、想象力三个词来概括短篇小说，列举了《水电站》《孕妇和牛》《王佛的保命之道》等作品来讲述好的短篇小说的特质。当被记者问及今天看这种观点是否有改变时，阿来坚定地说：“没有！没有改变。因为文学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在中国，文学的产生从诗经时代开始，2000多年来，它最基本的那些审美元素和特质，未曾改变。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是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外在形式，尤其是在网络时代的外在载体有些变化。这和人一样，深夜当你躺在床上，对你的生命有着本质影响的事情，跟古人躺在床上时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阿来最近的手边书有两种。一种是对中国诗歌的回溯，《杜甫全集》《岑参全集》等，记者见到他的那个早晨，他正在翻《岑参年谱》；另一种是新、旧《唐书》。

　　访谈最后，记者问阿来，如果拥有一次穿越机会，可以回到过去的任何时刻，他会选择去哪里？

　　他停下来，细细思考了一会儿。

　　“如果让我回去，唐朝吧。但我得当个将军，同时会写诗。”

　　“想做边塞诗人？”

　　“边塞诗人大多‘级别’不高，诗写得很好，岑参、王昌龄、王维，他们都入幕为掌书记，就是管文书的。我得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