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 颖 实习生 陈紫烟 陈祉烨

　　刘庆邦生于1951年，河南沈丘人，评论家胡平称他为“正典作家”。他的确符合人们对于传统作家的期待：儒雅、勤勉、谦逊、真诚。

　　近日，作家刘庆邦做客省文联江西文艺名家讲堂，记者和他面对面聊了聊他创作的那些事儿。

　　柔美与酷烈

　　乡村的柔美和矿区的酷烈，这两种看起来矛盾的创作旨趣和迥异的写作风格，在刘庆邦笔下长期共存着。

　　他书写柔美的乡村题材，师法京派小说家，最终抵达自身的圆融。1980年，“沈从文”三个字第一次钻进29岁的刘庆邦的耳朵。当年，他在《北京文学》读到了汪曾祺的《受戒》，太喜欢，反复读，一遍又一遍嚼不够。他给好朋友、时任《北京文学》的编辑刘恒打电话。刘恒说：“你要喜欢汪曾祺你就去读他老师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多。”那时，市面上鲜少有沈从文文集，只有一家香港的出版社刚出版了12卷本。刘庆邦在王府井书店找到了其中的9卷，一口气全买了下来，“第一次花那么多钱买一个作家的书，从短篇、中篇到长篇小说，从文论到讲演稿、通讯，我一篇不落地看”。刘庆邦不讳言自己的写作一开始是有模仿性质的——模仿沈从文的叙述方法和结构——直到迈过那个阶段，找到自己。

　　刘庆邦在乡村生活了19年，他的短篇小说《梅妞放羊》《春天的仪式》《鞋》《遍地白花》充满诗意，洁净灵巧，田园意趣十足。对于京派作家，他有自己的判断：“汪沈二人语言风格接近，但汪曾祺的审美多弘扬人心向善，沈从文则意蕴更为丰富。”

　　半生煤矿写作，刘庆邦构建了一个独属自己的苍凉冷意的文学世界。这里有大地悲凉与生之艰难，有基层的酷烈现实与人性的恶，更重要的是，有普通煤炭工人大写的人格与尊严。他在矿上工作9年，在《中国煤炭报》工作23年，成为专职作家后沉下身子蹲在矿里，把自己还原成一名矿工，住工棚、拿铁盆吃员工食堂，老老实实观察、听故事，回临时居所记日记，“在现实结束的地方”起笔飞翔。

　　1985年，矿区题材作品《走窑汉》发表，开掘煤炭工人人性的光明与灵魂的纵深，多年来被视作刘庆邦成名作。

　　1996年，报告文学《生命悲悯》推出。全文从生命价值出发，用撼人心灵的事实书写了对矿工的深厚感情以及遇难矿工家庭承受的巨大苦难。作品以报纸转载、广播站广播、班前会诵读、文艺队节目改编等各种形式，山风般刮遍全国煤炭系统。2023年6月，万字创作谈《不断汲取生活的源泉》发表，刘庆邦回忆起《生命悲悯》的写作前后，写道：“用文艺作品为矿工服务，不只是一个宣传口号，也不是一句虚妄的话，而是一种俯下身子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文艺工作者的价值取向，良心之功。”

　　2000年中篇小说《神木》发表，故事源于矿区的真实案例。3年后，导演李杨带着《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问鼎第5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我写过不少柔美的小说，是对田园的一种回望，寄托着一种乡愁，因为拉开了距离，完全是带着一种审美的诗意眼光在看待农耕生活；煤矿生活与现实比较近，有时有一些极端的表现，像《走窑汉》《神木》都显得严酷。写作风格看起来差别很大，但内里它们是一致的。文学的功能首先是有生命的，但还需要反思，二者不矛盾，尤其是我一直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生活中的矛盾是不能回避的。”刘庆邦告诉记者，年岁渐长，心脏应对有深度、有激情的现实题材创作承受力要弱些了，但“小说在现实结束的地方开始……”

　　用劳动的态度写作

　　“母亲的人格和勤劳影响了我的一生，教会我勤勤恳恳用劳动的态度写作。”刘庆邦少年丧父，是母亲把兄弟姐妹6人抚养长大。后来，刘庆邦出版了日记体随笔《我就是我母亲》，记录自己陪护母亲住院治疗及母亲临终前母子共同走过的日子。“如今看这书，常常热泪盈眶。家乡对小说家来说是改变不了的梦境。”

　　他自言“不是先锋”，一路走来的自我创新只是在保持创造的活力和自我突破的愿望。正如“保姆在北京”系列。2001年后，刘庆邦成为专职作家，依然坚持只写农村和矿区，一写40多年。十余年后，有朋友说，“庆邦你也写写北京吧”。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这座都市，先后推出了13篇“保姆在北京”。该系列短篇面对的写作空间，显然与刘庆邦此前熟悉的乡土世界不同，人物经历的现代人的精神困顿也必然带着当下新的思想印记，但小说也遵循着他历来的写作原则：写熟悉的、不走样的东西。他戏言自己在北京生活45年，普通话仍是南腔北调的，保姆这个切入点的选择，既让他可以基于实际生活经验切近观察家庭生活的隐秘角落，也是他对现实问题一贯的关切旨趣的体现。

　　72岁的刘庆邦还在继续写。如今，他描写高山孤岛驻村第一书记的脱贫攻坚题材长篇小说《花灯调》即将出版，他书写北京普通菜贩的短篇小说《放生》即将刊发。而继《神木》《卧底》《鞋》被搬上大银幕后，他的短篇小说《预制》也已被买下版权，正在进行影视化改编。

　　刘庆邦至今保持着在纸上写作的习惯。从1972年创作第一部小说起，他勤勤恳恳在纸上耕耘了半个世纪。据《刘庆邦创作年谱》及作者本人确认，他共推出了300多部短篇，出版了14部长篇，还发表了30余部中篇。高产，创作节奏稳定，每年保持差不多体量的创作，至今如此。

　　他的朋友用老北京话劝诫道：“做人可以老实，写小说不可以太老实。要敢抡！”

　　“老实有什么不好呢？”刘庆邦反问道。

　　在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上，他从来都在和自己较着劲儿，一较半个世纪。

　　向熟悉的地方行进

　　刘庆邦爱写普通人、写生命的共性、写现实主义，认为道法自然，强调自然与朴实的语言，强调短篇小说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如进入田野、草地、繁花、水流般自然；指出闲笔不闲，闲笔是“古道西风瘦马”，塑造的是小说的综合形象，好的小说闲笔精准、简单，宛如电影的后景。

　　刘庆邦的授课、讲座，不平地起高楼，而是把自己半生创作经验和从业感受掰碎了，一块一块讲；不谈文论、不搬理论，而是以创作实践讲创作技巧、以创作困境讲创作问题。

　　在讲座《小说创作的虚与实》现场，省作协会员张昱煜说：“他带来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碰撞，输出的全是干货。”

　　在刘庆邦看来，解决小说创作的实与虚，是伴随创作者一辈子的问题。写太实而没有用虚写之光照亮小说、没有和现实拉开距离，是目前的中国作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结合自身创作，讲解了虚实结合的方法，认为虚应该源自实，虚应该落实在大地上。在《神木》中，他在现实案例之外虚构了一个高中生寻父的情节，这样的创作安排成为小说的虚构点和故事情节的切入点，也让孩子的心灵与现实世界形成了极富张力的明暗关系。他欣赏海明威、契诃夫、鲁迅和沈从文的创作，又列举了《务虚笔记》《虚证》《年月日》等作品，讲述如何从虚回归到生活中。他鼓励小说向诗歌创作学习、向音乐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审美，在司空见惯里发现诗意，树立自觉的虚写意识。

　　而针对什么是虚、什么是实，他又详细列举了树与风、形与象、山与云雾等虚实关系，鼓励创作者运用好熟悉的、故乡的资源，解决好写作中最重要的虚——思想之虚。

　　2013年中秋，刘庆邦打算前往河南大平煤矿，为长篇小说《黑白男女》作调研时，收到了一封来自墨西哥孔子学院的讲学邀约——西班牙语中短篇小说集《神木》墨西哥读者见面会。

　　他没去过墨西哥，很想去那儿走一走。

　　然而，《黑白男女》是他内心的“债”，他背负多年，不“还”不安宁，此番好不容易能成行，不去，定点深入生活的计划有可能落空。

　　他思来想去，婉拒了墨西哥的邀请。

　　“坚持向近处走，不向远处走；向熟悉的地方走，不向陌生的地方走；向深处走，不在表面走；在一个地方走，不到处乱走。”这是他对虚实结合写作原则的亲身践行，也是一个从乡村和矿区走来的朴素作家面对文学的诚实选择。

　　无数个岔路口、无数个细小而普通的选择，汇成了漫漫人生路。是那些微小而重大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将去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