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青松

　　因为图书编辑这一职业的关系，我常常在做书人与读书人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为了做好一本书而去读书，抑或为了让更多的人读到好书而去做书，二者在我的生活中交错而行，形如相交多年成默契的朋友。但一个整日和书打交道的人，像农人谈起一年的收成一般去回望读书这件事，又总会心生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内心关于读书的不曾熄灭的火种，当一个人执着于某种生活态度，这种自省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不足而不安，进而才有不止，才能守住一颗不死的心。

　　读书无止境，有时更依赖于读书人的不止步。空谈千百句，不如读书去。于我而言，当生活被切割成碎片化的时间，属于阅读的空间在夹缝中奔突，自身对于读书的渴望也多有消磨，但始终如李君维先生在《人书俱老》中所言的，“人老了，名利失时，淡出尘网……书伴着我，书厮守着我，相依为命。”“人书俱老”依然是我所秉持的执念。

　　“人书俱老”原本是孙过庭所著《书谱》里的说法，指向书法的造诣，原文是“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人唯有抵达“通会之际”，才有可能领悟书法的境界，但人生又何尝不是在追寻着一种“通会之际”。

　　“人书俱老”又有一种语义双关的趣味，不仅是读书人的追求，也是做书人的境界。去年较为认真读的一本书是出版家李昕写的《做书的日子：1982—2014》，恰是对“人书俱老”的一种映照。关于李昕，出版圈子外的读者可能是相对陌生的，但那些年影响过我们的诸如杨绛、李敖、王鼎钧、钱理群、傅高义等等闪亮的名字，都在1982年至2014年的时间轴中与李昕产生过无数次的交集。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昕是这些思想者进入我们视野的重要推手。在我看来，《做书的日子：1982—2014》是一份沉甸甸的履历表，爬梳出李昕在“人文社14年”“香港三联8年”“北京三联9年”做书的经验之谈。而在经验之外，是这一时期的辉煌缩影。能够以做书的方式，为一个时代的读者提供思想养分，是我作为编辑必须要向李昕等前辈致敬和膜拜的理由。

　　读书人有不安，做书人亦然。记得多年前与友人谈及自己的编辑座右铭，笑言要“多编好书少废纸”。多年下来，经己之手编辑“出炉”的作品，名家之作与市井杂书并存，在奢谈读书的时代，“少废纸”也属奢望了，但总想着要做下去。因此也有感于李昕在《做书的日子：1982—2014》中列举的他脑海里时有闪现的三个幻象。第一个幻象是小孩子搭积木，已经搭得很高了，每加一块，都担心是不是会倒下来，但是忍不住要往上加；第二个幻象是小孩子骑自行车，车闸失灵，无法停下，不能下车，于是只能左一下右一下蹬车保持平衡；第三个幻象是小孩子放鞭炮，放了一个不太响，总想放一个响的，放一个惊天的，于是仍然止不住要继续放。

　　仔细咂摸，读书、写作、做书乃至于做人，无外乎都是在这三个幻象中推着西西弗的石头，心存不安，从而达成真正所谓的“人书俱老”，以至“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