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爱勇

　　没有谁会惧怕这头叫“年”的恶兽。相反，人们说起它，看着它一日日走近，无不是眉开眼笑，都乐意拿出家里最好的衣食用度去迎奉它。

　　我记忆中的年，比一般的年来得更早一些。秋尽霜降，地里的红薯挖回家，留着泥，放置一些时日，表皮变软，糖分沉淀。选一个出太阳的好天气，到塘里洗净，一堆堆放在木盆木桶里。不削皮，刨成片，用大锅沸水杀熟后，一片片平铺于晒簟上。晾晒三五日，就成了为过年准备的第一道吃食——红薯片。此时隔着过年尚早，村人们去挑水放牛，锄草摘菜，手里兜里常装着一把它。咬一口，有嚼劲，津甜。等到年近了，将红薯片用大粒粗砂炒过，焦香泛黄，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自家地里收上来用粗砂炒制的年食，还有花生和青豆。我的母亲不是做这些吃食的熟手，她常常把握不住火候，有时生了有时焦了，白白浪费了灶里的柴火，于是要请邻居帮忙。我们抬着装有生花生青豆的袋子，往上屋檐下的邻居家去。大块的劈柴熊熊燃着，锅里的粗砂要不时用锅铲翻动，咔—咔—咔，声音刺人耳膜，香味却越来越浓，我守在灶间不愿离开。拿回家里，母亲用坛子瓦罐将它们装了，塑料布蒙好口，细绳扎紧，再爬梯子放在阁楼上，留待过年。说是阁楼，其实只是用厚点、长点的木板铺在房梁上的一层楼板而已。母亲知道，这个高度挡不住我爬上去偷吃，担心我踩空摔下来，思忖再三，又把坛坛罐罐搬了下来。到过年，里面的吃食已被我和三哥吃去过半。母亲也不恼，只说，你两兄弟贪也贪吃，吃完了也晓得不争不闹，就这点我还算喜欢。

　　缺油少荤的年代，我家大部分的年食都与油无关，但有两样吃食却省不得油。一种叫“易烙片”（音），将煮熟的红薯捣碎，掺进糯米粉、粳米粉，加水揉捏，用圆木棍滚压成比巴掌大些的圆形，下油锅，嗞啦声起。过油不要太久，须很快捞起，否则易老变焦。沥干油，香而脆。这是我乡家家户户必备的过年吃食，也是重要的交往馈赠用品。逢谁家嫁女或诞下男孩，妇人们用木托盘装着它们，外加一些鸡蛋之类，穿过上下屋檐，登门送上一份朴素的贺礼。后来，这种习俗改成了用包装好的糖果和小袋饼干代替，简单省事，花花绿绿还洋气好看，煎制“易烙片”的人家越来越少，我已很多年没吃过它了。

　　还有一种用粳米和糯米粉混合煎炸的吃食，费油，家乡人把它叫作“糟圆子”（音）。米粉团揉搓成条后，摘或剪成大拇指盖大小的圆形、三角形，条件好些的人家会沾些芝麻粒。做了那么多年，我母亲仍然把握不了它的脾性。出锅后，它们一个个硬实得像倔强的小石头，极考验人的牙口。嚼着它，耳边像是跑过一列小火车，轰隆隆响。但我们家的孩子没一个挑嘴的，不待过完年，一坛子的油炸“小石子”就吃了个精光。

　　年三十前一两日，米饼、麻糍作为最后一道年食登场。因为缺少糯米，我家麻糍做得少，但米饼是少不得的。粳米掺少量糯米冷水浸泡过后，就是考验人耐性和气力的磨米浆了。人钉在原地，身子前倾，石磨无数回推拉转动，要耗去我和母亲大半天的时间。等到洁白的米浆流满两个大木桶，我们抓紧时间烧起了灶火。大锅里架上蒸笼，铺匀蒸布，蒸汽升腾不散，母亲的头发看上去都濡湿了，贴在额头上。浇上一层米浆，熟后，再浇一层，如是反复。蒸好的米糕放在筲箕内，每次取几条，切成一指宽，跟鸡蛋、面条、骨头汤一起煮了，加青蒜叶，软而有嚼劲，是过年时人人爱吃的一碗早餐。

　　这些吃食都准备停当，年就近在眼前，我几乎能听到它在门外的脚步声了。年三十夜里，母亲在我的枕头下放一双新袜子，某些年份里还有一身简单的新衣裳。墙那头，父母正划算着过两天如何待客，暗黄的灯泡一直亮着。我想着要守岁，却终于熬不住困，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夜里听得封门、开门爆竹噼里啪啦响个不停，仍是困。一早醒来，众厅（祠堂）那边震天的鼓声、爆竹声一阵响过一阵，几百双脚都要踩进厅内。吃过米饼，我急急忙忙要跑出门。母亲叫住我，往我的衣兜里装一把炒青豆，说，新年里，发财发人，吃东西就是，莫乱说话。我知道，这就是年，它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