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滇敏

　　锅里的细砂已经炒热，妈妈伸手在上面探了探，好了。妹妹赶紧从灶膛里把那根最扎实的大柴火撤出来。妈妈舀一小碗炒米倒进锅里，掂起一把小小的竹笤帚，在锅里画圈圈。三下两下，竹笤帚带起一圈一圈的白色浪花，一圈两圈三圈，那些白浪花膨胀起来，不一会儿就聚成了白白的一堆。妈妈迅速把它们铲起来，过筛，然后，再倒一小碗炒米进去……妈妈的动作麻利而从容，她不仅要紧盯锅里的变化，还要根据锅里炒米的膨胀状态和速度，判断着灶膛里的状况，不时地指挥妹妹添一根柴，或者撤一根柴。

　　细砂是精心筛选清洗过的。炒米是妈妈单位食堂的锅炉师傅毛博士帮忙做好的：糯米蒸熟后晾凉，拌上油，晒至半干，用擀面杖碾成扁扁的一颗颗，再晒，一直晒到硬邦邦、油亮亮的。毛博士早年间做过木匠，于是得了个“博士”的名号。他做事细致，他晒的炒米不仅易膨大、味道好，外形还漂亮。院子里好多人家都寻他晒炒米。冬天的太阳下，他从食堂里扛出长条凳，架上大竹匾，哗啦啦晒一院子。

　　毛博士开始晒炒米了，年就奔跑着来了。

　　炒米除了砂炒还可以油炸，那是豪华版，成本增加，自然也更好吃。我们家每年会做一点豪华版的，说是待客，其实大部分还是进了我们姐弟的嘴里。

　　炒米、花生米、芝麻都炒好，最热闹的大戏就上演了。麦芽糖在锅里化开，倒入上述材料，妈妈力量不够，换爸爸站在灶边，抡着从食堂借来的大号锅铲，搅拌。然后，把甜甜黏黏的一锅倒入一个木框框里，爸爸用一根粗壮的擀面杖把它们压得实实的，最后，分成条，切成片。妈妈拈起一片，塞进爸爸嘴里。“嗯，正好！”“正好”的意思是糖放得正好，火候也正好。爸爸的肯定引来一阵掌声，妈妈有些得意地往围在身边的弟弟妹妹一人嘴里塞一块，然后，拈起一块，扭头打量我一眼，走过来塞到我嘴里：“我的‘长衫女儿’也来一块。”彼时我正拿着本书，倚在厨房外。

　　我小时候是有些矫情的。高中的时候，我的女同学很多都能张罗一家的饭菜了，可我坚决地远庖厨。那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一辈子不理厨事。妈妈肯定明白我这个理想的荒谬，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一辈子不进厨房呢？可她一面担忧我这样如何嫁得出去，一面又纵容甚至有些暗暗欣赏我的做派。

　　对于我来说，只有到过年时，厨房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地方。比做麻糖（我老家管冻米糖叫麻糖，不管里面放没放芝麻），更有意思的是做蛋饺。

　　妈妈在厨房外面支起一个煤炉子，火上放一把圆底的炒勺，用一块肥肉在炒勺里来回涂抹，然后放入一点打好的蛋液，仔细地转动炒勺，让蛋液均匀地铺满，再放回火上加热，薄薄的蛋液一会儿就定型了。把炒勺在案板上一扣，一张漂亮的蛋皮就做成了。我们家喜欢猪肉荸荠馅儿。削荸荠是一件极费工夫的事，头天晚上，妈妈抱着个盆在茶几边削一晚上。一切准备停当，包其实是极简单的，把馅裹进蛋皮，边边上沾点淀粉水，粘上，一个蛋饺就做成了。蛋饺是我们全家还有姨妈、舅舅们最喜欢的菜，所以每次都摆开阵仗，做得多多的，存在冰箱里。吃的时候蒸一蒸，再焯上几棵菠菜，一棵一棵垫在盘子里，上面摆上蒸好的蛋饺，浇点汁，一上桌就光盘，满桌的人嚷：还有么，再来一盘。

　　过年的时候最受欢迎的还有芋饼汤。个头匀称的芋头洗净蒸熟，去皮，加入红薯粉，揉成团。锅里放少许油，加入肉末翻炒，再加入水，水开后，把揉好的薯粉芋头一小块一小块揪下来，团一团，压成饼，汆入沸水中，待它们一个个浮起来，加点酱油，撒点葱花，端上桌。爽滑Q弹，不油不腻。这是我的最爱。

　　娘家的年味里总有些少女的娇纵任性和不谙世事，结婚以后，我走进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年的况味也是新鲜的。

　　夫家是一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公公是这个家的核心，他既是孙子，又是爷爷。他年少时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中年后把祖母和母亲从老家接到身边，冬温夏清，晨昏定省。或许是为了弥补老人背井离乡的遗憾，他努力地维持老家的所有，譬如，全家人都要说萍乡话，还有就是餐桌上执着的萍乡口味。

　　每年冬至前后，公公就会到乡下订一头猪，收拾好，运回家来。这个老派的家庭处处俭省，唯有每年置办年货时，手笔大得惊人。猪肉挑出一部分做成香肠，其余的全部抹上盐，猪头、猪尾、猪内脏也抹上盐，放入一口大缸里。腌制几天后，拿出来晒，晒上五六个日头之后，搭起一个棚子，把腌好的东西都架在棚子里，又从乡下买来几担茶籽壳，点上，不让它着，只冒烟，就这样熏上两三天，直到肉泛出好看的黑红色，一个萍乡人家最重要的年货就备好了。

　　大家庭的年夜饭也是壮观的。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浸泡、清洗，然后是煮、切，一盘一盘装好，年三十那天，锅上架起五层的大笼屉（萍乡人豪横地管它叫笼船），从早上开始蒸，直蒸到大块的腊肉一百岁的曾祖母能够毫不费力地享用。

　　不只是猪肉，萍乡人的年夜饭桌上凡荤必熏，鸡是熏的、鸭是熏的、鱼也是熏的。对着满桌黑乎乎的菜肴，我不知所措，筷子拿起又放下。

　　曾祖母明察秋毫，她柔声招呼：新人，吃不惯吧？这位百岁老人记不住曾孙媳妇拗口的名字，一直以“新人”呼之。她说：明年就习惯了。

　　我没能如曾祖母期望的“明年就习惯”了，但是，在大家庭的餐桌上举箸踌躇若干年后，还是慢慢喜欢上了这种烟熏火燎的味道。后来，公公不在了，家族里再也没有人能操持得了那样正宗的萍乡味道和壮阔隆重的年夜饭了。

　　现在没人在家里做麻糖了，各种萨其玛、冻米糖充斥着超市的货架，可是都不如我们家做的好吃。妈妈去世后，我家再没包过蛋饺，在超市里看到那些速冻蛋饺，我总会想起妈妈坐在茶几边削荸荠的样子。几十年过去，她那个不近厨房的“长衫女儿”，也适应了围裙袖套的装扮，学会了应付厨房的种种。我的芋饼汤做得很好，没有经过任何人的指点，上手就做出了大厨的水准。前不久在妹妹家做了一次，妹妹大呼：跟妈妈做的一模一样呢。我眼睛一热，慌忙躲进厨房里去了。

　　冬至那天，买了几刀肉，腌了、晒了，可是熏这道程序没法完成，于是，计划中的萍乡熏肉就简化成了南昌腌肉。家里人说，不错，二分之一萍乡味道。

　　想起曾经那么抗拒厨房觉得自己挺可笑的。每天赶着太阳晒腌肉的那些天，觉得自己心底柔软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