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艳平

　　一

　　公元前841年，对中华文明史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是西周共和行政元年。从此之后，因文字记载获得妥善保存，中华文明史进入完全信史时代。这一年，是中华文明史研究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年上溯，历史是模糊不清的。《史记》虽然是从黄帝写起的，但是直到这一年开始才给予准确的纪年，此后的史家也依此延续。

　　探索遥远的古代文明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追寻“上古三代”，探究“何以中国”，是我们对自身文化和血脉的叩问和探寻。为此，我国于世纪之交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用科学手段为夏商周三代校准“时间表”：夏朝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武王克商之年）定为公元前1046年。虽存争议，但已是目前最优解。

　　年表的初步确立，在古老的历史迷雾中，标下闪亮的坐标。

　　二

　　在过往的上古历史叙述中，商周易代的面目是模糊的。对于背后的细节，更是知之甚少。如今提起这个时期，大多数人的脑海中，估计首先会浮现一部《封神榜》，再多一点，或许会联想到青铜、甲骨。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开篇即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但殷周之变具体如何“剧”，知之者不多，能说得清的人更少。李硕打磨10年，完成《翦商》，借助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拨开重重历史迷雾，推想三千年前的风云激荡。

　　所谓“翦商”，就是周朝讨伐翦灭商朝的计划。孟津观兵、誓师伐纣、牧野大战，武王克商。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一些风俗，并消除了相关的文字记录，由此留下历史的记忆空白。

　　殷周之变，华夏新生。王国维认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李硕说，殷周之变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周朝所开启的礼乐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李硕通过独特的叙事与线索归纳，讲述殷周之变，讲述了一段与我们对“三代之治”认知不太一样的上古历史，揭示了一种新奇大胆又言之成理的历史可能性，可谓“一家之言”。这个“一家之言”，不同于“戏说历史”，是基于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的历史猜想、历史推理，并构成了一个完整而自洽的体系。

　　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需要添加多少辅助线，才能勉强攒出一个潦草的岁月拼图？猜想和推理当然会有瑕疵，不过这些属于白璧微瑕，对于上古史的研究，问题比答案多。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在《何以中国》一书中所说：“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

　　三

　　历史的长廊里，上古文明的身影模糊，但那遥远的脚步声还在回响。这就是人类祖先遗留下来的文献典籍，以及存埋于地面或地下的文物实体。

　　20世纪初，王国维创造性地用传世文献和地下文字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最终确认甲骨文和殷墟的主人系历代商王，使商代后期的历史成为“信史”。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界以极大的鼓舞。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便开始以“二重证据法”——通过有限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双重考证，来还原殷商文明，试图打通这段因史料缺乏造成的文明断层。百余年来，他们就像在茫茫大地寻找一个个脚印，串成我们祖先的足迹。

　　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商文明》是一部成书于40多年前的经典著作。他依据当时已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从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理论模式这五个角度切入，勾勒了一幅商文明的图景。

　　读老先生的书，也被他的一个历史构想——“三代平行发展”所震撼。商为夏的小国，周为商的小国。从另一方面来说，“夏遗民封国于杞，商遗民封国于宋”。杞这个夏的后裔，是商周两代的一个小国；商灭亡以后的遗留国宋，是周代的一个小国。因此三代的相互关系不仅是传承的，也是共同存在的同时期国家。

　　“我相信三代平行发展的思想是解决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关键。”他认为，商文明上可追溯至夏，下可延续至周，其分界仅仅是由于政治变革造成的，而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是不间断的。

　　所谓“上古三代”，并不是完全线性发展的三个蛮荒世界中的文明孤岛，而是三个互相交会、互相斗争的文明核心，在它们周边还有许多共享着文明成果的小型文明，或称“方国”。

　　在书中，他重点提到了羌方。对商人来说，羌方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商人与羌方之间战争不断，商人经常动用大批军队，有时一次就多达1.3万人。据考证，羌方还是参与周人最后征商之战的众方国之一。

　　读至此，容易让人联想到赣地的区域性文明——虎方。在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一《青铜文化》中，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广明介绍了赣江-鄱阳湖流域灿烂的青铜文化。20世纪70年代吴城遗址的发现，是中国南方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说。据分析，这里是与商王朝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雄踞一方的区域性文明。吴城文化既与中原殷商文明有密切关系，又有地方特色。

　　殷商时期有几个以虎为名的国家，其中之一便是虎方。在所有殷商时期以虎为名的国家中，它的历史最为悠久，且所处的位置应是南方。根据分析，专家推测，“虎方”政治中心早期可能在湖北武汉盘龙城，晚商则转移至江西新干牛城。

　　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集中反映了这个区域性文明的灿烂。新干大洋洲出土器物上的虎有57只，虎多成群、气势赫赫。以伏鸟双尾虎为代表的虎形器物，是商代江西虎方国家的文明符号象征体系。

　　由于文献记载不足，长期以来，中国南方被扭曲成愚昧、落后的所谓“蛮荒”之地。如今，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南方地区在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曾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遥远的时代，“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

　　这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的“区系类型”说，勾勒出全国六大区系并立的模式，更为形象的说法是“满天星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他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同天上满天星斗。

　　苏秉琦强调“多元”，他的学生、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中心位置在中原，好比花心。围绕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文化区，就好比内圈的花瓣。在这一圈花瓣的外面还有很多区域文明，这些区域文明好比是外圈的花瓣。花心与内圈花瓣、外圈花瓣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整体，既是统一的，又是多元的。

　　某种程度上，寻找文明起源，并不是一个寻找既定答案的过程，而是一个阐释观点的过程。这不是一道填空题，而是论述题。中国考古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考古学探索，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过多种认知模式，比如“中原中心说”“满天星斗说”“中国相互作用圈说”“重瓣花朵说”“多元一体说”，等等。

　　文明探索之路，任重而道远。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至今，还有不少的“空白点”，等待我们去探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后，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这个更大的问题，随即被提出来。2002年春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意图寻找并说清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大脉络。距今，探源工程已经进行了20多年，深耕上古时代，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四大都邑。二里头位于河南洛阳偃师，是一个晚于良渚、陶寺、石峁等遗址的广域王权国家，有“最早的中国”和“最早的王朝”之称。

　　许宏在《何以中国》一书中，通过对一个个遗址的夹叙夹议，梳理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过程，勾画出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轮廓，尝试给出“何以中国”的答案。

　　公元前2000年的时间段，中原王国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周边王国之上的中央王国，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广域王权国家”，中央王国和地域邦国处于一种特殊关系，中央王国是“国上之国”，周边地域邦国构成“华夏系统国家群”，他们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圈”。

　　虽然二里头不能与夏都画上等号，但种种迹象表明：公元前2000年的时间段，似乎就是王朝诞生的前夜。

　　五

　　中华文明，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奔腾不息，从未断流。几代学者接续努力，用考古科学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知从所来，明将所往。对历史深处的回望与探寻，正是为了指引并坚定未来的前行。

　　历史的追问还在继续，努力回答那古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问题代代相传。不同的是，由于手握前所未有的技术与工具，更多的惊喜与精彩将破土而出。我们从未如此逼近答案。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推开历史半掩的门，上古月色，横绝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