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下的夜舟
□ 刘 华
宋元丰七年（1084年），苏东坡经江州盘桓数日，去看望被贬为监筠州（今高安）盐酒税的弟弟苏辙，相聚之后，返程又流连江州，与长子苏迈一起游览湖口那座临水耸立的石钟山，彼时，其子即将赴任德兴尉。
看看这一家子跟江西的情缘！万年县有个苏桥村，据说苏桥苏氏乃苏迈一脉，苏迈之孙苏峤经商路过与德兴相邻的此地，见山环水绕，映带分明，地脉钟灵，大有旺气，毅然择址开基于斯。到得而今，能够证明历史的遗存，除了人，就是石头，比如，古井的井圈，功德碑和墓碑。苏东坡的后人便搬来两块明清墓碑，让我辨认。我却更愿意辨认村人围观墓碑的专注表情。想当年，48岁的苏东坡在考察石钟山缘何以“钟”命名、钟鼓不绝的噌吰之声究竟怎样生成时，也是这般模样、这般神色吧？
苏东坡很是较真。跟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较真，跟当过江州刺史的唐代诗人李渤较真，声称郦说“人常疑之”，而李说“余尤疑之”，哪怕寺僧使人叩击石壁，“余固笑而不信也”。端的怎样，他索性带着儿子，“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经“徐而察之”，终于发现噌吰之声“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他在著名的《石钟山记》里，记录了自己的质疑、自己亲临其境的考察，从而启迪人们：凡事要亲自见闻，不可主观臆断。
他的深入探究，简直就是探险！要知道，六月正是南方的汛期，而鄱阳湖和长江的相交之处，风大流急，浪高水深；泛舟夜幕里的绝壁之下，更有“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何况“大声发于水上”，甚至令“舟人大恐”。然而，非亲自踏勘，焉能获得真相？我牢牢记住了石钟山下的那只夜舟。
长期以来，每到湖口，必访石钟山。然而，怀着朝圣的心情，却是走马观花，一次匆匆，记不清次数的太匆匆，参观石钟山变成访问湖口的仪式。是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今人还会把绝壁之下的小舟、把苏东坡的倡导太当一回事吗？
进入新世纪后的连续几年间，下雨好像成了稀罕事，伏旱、秋旱连春旱，旱象环生。那一阵子，我经常下乡，驱车奔走在连绵起伏的丘陵间，对干旱的感受尤其强烈。最让我震撼的是，某个春天去湖口，经鄱阳湖大桥，竟见烟波浩淼的鄱阳湖居然一马平川，惟有一条窄窄的河沟尚珍藏着湖的记忆、湖的梦想，所有的船只都瑟缩在河沟里，所有的鱼鳍都躲藏在劫难的阴影里。湖口诗人雁飞有句道：“雨哪里去了/鄱阳湖落寞着，胸怀苍凉/鱼，已无家可归……”可惜，我当时没有带相机，未能拍下那场景。我一直为此懊恼不已。
罕见的干涸，也把一个美丽且诗意的千古之谜彻底戳穿了，它的谜底袒露无遗。苏东坡亲临湖上考察，以事实告知人们噌吰之声怎样生成。可是，明清时期有人又提出异议，认为石钟山“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究竟若何，如今大可以西装革履信步走进往昔的龙宫从容勘察了！我来去匆匆，想必湖口人应该看清了石钟山的本来面目。
果然，有走进溶洞的游客这样描述道：站在石钟山底下的溶洞前，正如《石钟山记》所描绘的那样……十几个溶洞互相连通，各种险石林立，钻进洞穴20多米以后漆黑一片，充满鱼腥味，而且洞径愈行愈小。经千百年来的湖水冲刷，溶洞里大多淤满了泥沙，在一块绝壁上还留存着江西巡抚蔡士英镌刻的“玉壁铃宫”4个大字……
我对此耿耿于心，在搜集鄱阳湖旱情信息的同时，通过收藏的高中语文课本，重温被孩子画有许多记号的《石钟山记》。我试图借助古人和今人的文字，想象那些溶洞该是怎样的“猛兽奇鬼”。
旱象超出了我的想象。后来的冬天，我专程前往鄱阳湖，拍下了蜿蜒在淤泥中的“千眼桥”、遗落在沙滩上的鞋山，接着，泛舟绝壁之下，拍下了夕照里的石钟山。不，我拍的是山脚处并排的溶洞，那一道道裂罅，像石钟山的趾骨，像某种巨型古生物的遗骸……
听说，历史上每到枯水季节，那些溶洞大多会显露出来，但像如今这样连年完全裸露的情况，却是少见。想来也是。要不然，怎会有关于石钟山的众说纷纭？怎会有苏东坡跟郦道元、跟李渤的笔墨官司？怎会有某些后人对苏东坡的不服？
在新世纪的暖色光照里，我本可以离船上岸，走进溶洞，去嗅嗅其中的鱼腥是否有白鲟和江豚的气息。立于船头，我看得清楚，山脚处露出的河床，虽窄，却干爽，连接着溶洞，下船甚至不必脱鞋。然而，一个愣怔之后，居然放弃了下船念头。
苏东坡赢了！
可是，倘若苏东坡的在天之灵得知，今人下船登岸在溶洞里高声判自己最终得胜，他是欢喜呢还是忧伤？《石钟山记》本是一篇蕴有哲理的游记，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气候变得无常，它竟然意外获得了生态文学的意义，作者应该庆幸呢还是沮丧？
大自然有谜，才神奇，才神秘，才叫人敬畏或者膜拜，钟情以至于探索不止。这是重读《石钟山记》启示我的。
天人无间文公山
□ 吴 辉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首《观书有感（其一）》可谓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常客”，作者朱熹大家也很熟悉。
朱熹，江西婺源人，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儒学集大成者。
乙未清明前夕，天气晴朗，春风拂面。我与昔日同窗友好一行八人，来到位于婺源县西部的文公山。
文公山原名“九老芙蓉山”，是朱熹祖墓所在地。朱熹逝世9年后，宋宁宗谥朱熹为“文公”，故世称朱文公。后人遂将“九老芙蓉山”改称“文公山”。
进得山来，左手边立一柴门，门楣上书“半亩方塘”，此四字即出自朱熹《观书有感（其一）》中“半亩方塘一鉴开”之句。此处未见方塘，当然也没有“天光云影共徘徊”。路边倒是有一条小渠，溪流潺潺，光影斑斑，水中石子历历可辨，水草随波赋形，左右摇曳，如美女腰肢舞动，生出十分春色。
沿渠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路，缘山坡往上伸展，时陡时缓，蜿蜒曲折，通向静谧的山林和幽深的岁月，也通向朱熹恢宏的理学殿堂，把后人与文公的思想紧紧相连。
青石表面光洁，棱角圆润，千百年来不知见证了多少朝圣者的脚步。几根春笋从青石板之间的缝隙里钻了出来，长到一尺多高，仿佛为了加入朝圣者的队伍在路边等待了几个昼夜。虽然历经千年风霜，沧海巨变，每一块石板依然坚硬结实，就像古老的中国文化精神那样坚韧而厚重，而这些头顶绿叶的新笋又像是每个文化周期中都会冒出的鲜活思想，给古老的中国文化带来勃勃生机。
山中空气清新温润，几个深呼吸，大量的芬多精吸入肺腑，人顿时觉得内外通透，灵魂为之洗净，污浊为之尽除，精神为之振奋。阳光努力穿透密密匝匝的丛林，斑斑点点，疏疏落落，洒在青石、树干、草丛、青苔和落叶上。在这十万亩天然阔叶林里，一切明亮而安静。视野所及，或树、或草、或花、或水、或石……每一物皆其本初之模样。人移步，景换形，而时光却好像停滞在原处，贪恋秀色，不愿前行。山下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把外界的喧嚣带到森林腹地，转瞬间引擎发出的声波就被吸收得干干净净。所谓喧闹，不过是林边的匆匆过客，隐蔽、清静才是这里的永恒。
拾级而上，半路上有一亭屋，是为“积庆亭”。亭者，停也。古代的亭子，一般都是供路人或游客遮风避雨、驻足小憩之所，有“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之说。积庆亭的功用与其他亭台并无二致，不同之处在于其取名“积庆”。《易经》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见，朱熹也认为，为人处世的精髓是向善，多积钱不如多积德，做大官不如做大贤。积庆亭的进出口门额上分别题写着“流荫先灵”和“积庆后昆”，相传是朱熹回家扫墓离别时对朱家子弟的赠言。这8个字的确切解释暂不得而知，在我看来，这8个字正好印证了朱熹为人处世之道，其大意应该是：为人多多行善积德，可以让故去的先人得到尊重，也可以让自己的后代得到福佑。
据称，在积庆亭边，曾经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枯枝败叶，不得挪动”的字样。有人说，从这块立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的石碑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文公山的重视程度。其实，这块石碑不仅仅表明了时人对文公山的重视，更表达了他们对朱熹“天人无间”思想的重视。
朱熹主张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仁者爱人，且爱天地万物。其理论依据是“天人本只一理”，“天之生物，有有血气知觉者，人兽是也；有无血气知觉者而但有生气者，草木是也；有生气已绝而但有形质臭味者，枯槁是也。是虽其分之殊，而其理则未尝不同”。自然万物与人一样，有其独特的内在价值，人对物也要将心比心，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关怀不仅要推己及人，而且要推己及自然、及万物。只有尊重、爱护自然万物，包括“枯枝败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保持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
可惜，曾经有一段时间，大自然的“源头活水”越来越少了，“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美景也越来越稀罕了。不久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显示，长江特有物种白鲟已经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生态的悲剧一再上演。幸好，今天的人懂得了“流荫先灵”“积庆后昆”和“天人无间”的道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得到高度重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尊重万物、爱护自然的“积善之国”，未来当然也“必有余庆”。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熹不仅是“流荫先灵”“积庆后昆”“天人无间”思想的提倡者，而且是其实践者。1993年版《婺源县志》载，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首次回故乡扫墓时，在祖墓周围栽下了24株杉树，寓意“二十四孝”。如今，800多年过去了，杉树现存16棵，棵棵参天，树身巨粗，需3人以上才能合抱。据传，有人偷砍了一棵，建了一栋房子，木料还没有用完。
每一棵巨杉就像朱子的思想，古老而又生机勃勃；又像阅尽世事沧桑的老者，淡然而又平和安详。千百年来，这片杉群就像一块绿色屏障，挡住外界的繁忙与喧嚣，给朱熹的祖墓带来阴凉与宁静。如今，文公山又成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为当地居民带来福祉。这实在是对“流荫先灵”“积庆后昆”“天人无间”思想的最好注解。
十个字，一条河
□ 王晓莉
很多年前，与一群人专程去星子县（今九江庐山市）栗里村，拜访陶渊明故里。当时颇年轻，年轻的意思其实就是不懂许多东西质地的好坏。有时是将好认作坏，将坏当了好。有时则纯粹就是懵懂，视而不见。我在栗里走一圈，只依稀记得村里路有点泥泞，猪在泥里打滚。同行的人也许就陶公渊明也聊了数句，我却无印象。我不是第一次犯这种身在某处，却无缘某处的错误。但对伟大诗人生活的村庄，我留得的记忆竟然如此之少，其实是因为那时还不懂陶渊明。
对陶渊明的认识，最初都来自从前做学生时，于课本上学到、老师一字字讲解过、我背过的那些句子：“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作为少年，我于字面理解它们，作为知识我记住它们。知识这件事小看不得。知识就是不一定当年就能发芽的种子。它潜伏在那里，等到人越活越老，某种机缘巧合之下，它便冒出头来，突然开口，突然复活，突然动人。这时候它由“知识”这偏硬性的东西，已质变而为柔软的、可滋养心灵的生之感悟。种子经过生长，终究开出了花——就是那样一种变化。就如陶诗，感谢当年于中小学课本中汲取的那些基本营养。这些营养且在时间里发酵，且有自身经历与逐年变更的心绪，也逐渐加入。叫我像只趋光的蛾，飞向叫做“陶渊明”的那盏灯。一年年，《陶渊明集》成为书架上最容易取到的那本，对陶渊明研究颇有心得的顾随先生的书也一本本收齐。在或者遇事，心里不痛快时，或者并未遇事，就只是闲坐时光，读过的陶诗，一句句会浮上心头。“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他说得是呢，都是中年后我获的常理与常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几句，不知道多少人在引用。而我每次看到，依然是又读一遍，心想，这就是珠玑之字。无人比他透彻了。
我突然就有些懂了他，突然就知道了他的不得了。他的许多诗句，字面看，连小学生也懂，这也是在中小学课本中能够读到的原因。若是艰深晦涩，则难以选入课本。这一点，陶渊明有点像其诗妇孺皆懂的白居易。但陶的诗歌深沉，更为深不见底。人们读陶诗，有点像潜水者潜到500米，发现1000米还在等他。至于能否去到，全凭他的水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识字的中国人，没读过这十个字的可能不多。就像不知道“父母在，不远游”“养不教，父之过”这些话的不多一样。然而，三个字的这些话都是作为祖训存在着，块块矗立的石头一样。唯有陶渊明这十个字，却成了一条长河，流动不歇，是活的，且是在生长的。不仅是一般人如我，越读陶诗越兴起迷惑之思与探索之勇。顾随先生研究陶诗40年之后，也还是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悠然”二字，是谜。千古之谜。顾随对于陶渊明与杜甫这两位中国伟大诗人的评析，真知灼见与真性情俱在。他的嫡亲弟子叶嘉莹先生，也是读陶透彻，她曾说千古以来写孤独形象写得最好的就是陶渊明，她由此引申到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就是，“纵使世上无知音，又有什么可悲伤”。所以，我看到，每个后来的中国人都到这十个字、这一条河边来取自己那或多或少的一瓢饮。我的这一瓢，有时是到陶诗中直接接取，有时则就是去饮苏轼、梁启超、朱光潜、顾随等所取的那一瓢。我听他们分析这瓢“陶”水的质地、性情，这水单纯的莹澈与丰富的内涵。从他们取用的一瓢“陶”水里，我丰富我自己的那一瓢。而每个人又将自己的那一份，作为一条支流，汇入这“十个字”长河。就像长江与汉江与赣江，也像长江与其身边某条不知名小河，汇在一起，才是生生不息之道。
陶渊明是怎么把仅仅十个字就变成一条长河的呢？菊花、篱笆、南山，全是物，物象，它们都是实的。合在一起，也还是一幅画，一幅实景。却又在漫长的时间里，在中国人情感的发酵库里，慢慢地，它成了精神与象征。有人说，这十个字里，有中国人从前的田园，又有人说，这也是现代中国人难以回去的田园。于是，通过吟读这十字，人们于心灵上回到回不去的田园。
极复杂的人生况味，却凝结于极平白的字里。琥珀、蚌珠，以及陶诗，一切结晶的东西都是这样，看似简单，光却由晶体四方发出。人们于每个角度都可接收到光，为光炫目。若以质地论，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并非丝绸，也并非一块柔软的白棉布。它的质地是粗麻，棕褐色，与大地颜色趋同。手感粗粝，却取材天然。回归故里后，他自己种豆，清晨“理荒秽”，夜月起时，荷锄而归。他要靠田地收成养家。收成却总是不太好。他有酒瘾，几乎天天喝点小酒，顾随先生说：“凡抱有寂寞心的人皆好酒。”我读到这一句，泪都要下来。顾随并非随口一说，他与陶公渊明，是隔了千年的知己（附带说一句，顾随论陶，洋洋几千言，与陶渊明诗歌一样，也是字字珠玑。我不能做个“抄书党”，否则我会全抄写于此）。陶渊明和邻居把酒话桑麻，也不是社会调查式的了解与观察，他之关心天气与收成，与今夏身居城市火炉的我们关心每日天气预报一样，是因为与己有关得太密近。因为切身。
切身，就必须真实。陶渊明是低平的真实。我用“低平”，不用“卑微”，因为我愈来愈觉得陶渊明这样的人，他对个体之微的体察比谁都清醒，但他内心却无尊卑之别。他是如水一般处“低”，与周围人持“平”。而且他似乎并不像其他众多文人诗客一般，需要一个漫长的修炼过程，要经历挫败、纠结，要不停磨刻自我，不停取舍，而后，才获得某种修正，某种终成正果。一个“终”字，有何其多的一言难尽。而陶公渊明，却几乎天生如此，天然如此。如玉原生，如玉无价。他以田园入诗，终又在诗歌里，存留下中国人共有的另一个更恒久、更广袤的田园。
十个字，一条河。一条言有尽意无穷的河。
寻亭记
□ 温 凡
我在找一座亭。
这座亭既没有出过汉高祖刘邦这样级别的亭长，也没有经历过唐风宋雨的缠绵缱绻，我甚至无法描述它的年代和模样，因为它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不同的存在形态。
这座亭有一个浪漫的称谓——牡丹亭。
一
牡丹亭是有灵魂的。
数百年前，临川人汤显祖以一部惊世作品让牡丹亭成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如果要选亭长，汤显祖自然当之无愧，并且可以始终保持连选连任。
汤显祖的祖地在抚州市文昌里，一个能够集中展示临川文化的物理空间，至今还有为数不少的历史古建筑群。对于古建筑，我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曾无数次地在文昌里和老城区之间穿行，其间很多次都会想到“汤亭长”的一次搬家往事。
424年前，大约是一个秋风送爽的季节，辞去浙江遂昌县令回到家乡赋闲的汤显祖搬了一次家，从文昌里汤家山搬到了老城区刚落成的新居，一向喜欢玉茗花的汤显祖给新居命名为“玉茗堂”，想必少不了在后院里种上几株玉茗花。
喜迁新居自然是人生一大喜事，但放眼历史，最多只是一件私人事务，根本无法留下丝毫痕迹，除非还有另外一件大事要在新居里发生。
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戏曲界而言，确实有大事发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汤显祖条目中，能找到这样一段平实的记录：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秋天，从临川东郊文昌里迁居城内沙井巷。著名的玉茗堂和清远楼就在这里，传奇《牡丹亭还魂记》也在此时完成。
《牡丹亭还魂记》就是传唱至今、被列入我国四大古典戏曲之一的《牡丹亭》。而牡丹亭，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物之一。
二
在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亭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而简单的建筑物。
我们知道，从最初供旅人休憩而设立的“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到后来成为园林中观赏性建筑的“满园亭榭都参遍”，再到文学艺术作品中用以情感寄托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景致，亭的概念变得愈发模糊，已经不是那个具体的亭，而是一种文化，一种形象，是抽象的亭。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它（亭）所要表达的不是那个亭的形象，而是那个亭所具备的意蕴，已经深入到人心中的那种中国古典文化的意蕴。以有限的具象表达无限的情感，亭子的精神价值也得以被最具哲理冥思的中国古代文人不断发掘。因此，在中国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围绕亭子积淀了丰富的精神意蕴，“亭子”的形象逐渐成了一种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牡丹亭正是这种意向最贴切的体现。
我接触的第一座牡丹亭在大余县。20余年前，作为一名刚入职不久的媒体人，接到了第一个独立采访任务，前往有着“世界钨都”美誉的大余了解尾砂利用情况。采访结束后，当地宣传部的同志带着我顺道去了牡丹亭公园，并介绍说《牡丹亭》的创作灵感就源自于此。《牡丹亭》的故事自然早就知晓，但第一次和故事里的场景这么近距离地接触，看着公园里那个并不精美的亭子，很是感慨。
之后，随着工作岗位的调动，从赣州到南昌，再到抚州，其间还曾应邀至浙江遂昌参加汤显祖纪念活动，我都在有意识地寻找，一座座各具风格的牡丹亭，是不是都传递着相同的文化意味，是不是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灵魂。
承载着《牡丹亭》这个感天动地爱情故事的亭子早已从《临川四梦》中走出，化作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遍布神州大地，还跨越万水千山，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在英格兰南部小镇斯特拉特福镇落地生根，无言地演绎着来自东方的浪漫传奇。
对了，这个小镇也有一位名动世界的戏剧大师，他和汤显祖在同一年去世，名叫威廉·莎士比亚。
小镇并不大，只有2万余人，但每年有150余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光顾。牡丹亭就在该镇罗瑟街的绿地花园内，距离莎翁诞生地步行仅约10分钟。亭子的所有构件，包括每一块石头、每一根木头、每一片瓦，都是从抚州运至英国，承载着最纯粹的中国文化元素。
这座牡丹亭，已然化身为一位文化使者。
三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是汤显祖在《牡丹亭》开篇的一段文字。时年48岁的“汤亭长”借此毫不遮掩地告诉全世界，他要讲一个至情唯美的爱情故事。
美是属于全人类的。四百多年过去，这段被赋予了超越生死的浪漫“至情”，依旧有着穿透时空的力量。
打开高中课本，我们能够读到这样一段文字：“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
再一次读着这段唯美的文字，伴随着脑海中一幕幕闪现的画面，我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我们终其一生的寻找，其实不就在自己的心里吗？
《牡丹亭》中最具代表性也流传最广的唱词《游园》走进了课本。
“亭长”汤显祖则从课本里走了出来，徜徉在某个城市的某座亭子里，诗意地栖息。
书院文化与精神面相
□ 王 芸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语文课本中，辛弃疾的三首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清平乐·村居》《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均以平实语写乡村景，却能在寥寥数语间生动描摹出人物情态，以平淡语句写出奇崛意境，其中不乏朗朗上口的词句传诵后世。
《清平乐·村居》仿佛一幅村景速写图，茅屋前，小溪旁，葱郁青草在微风中轻摇，一家五口闲适地安于画面中，虽是乡野村居极寻常一幕，却也是许多人心中的理想生活。
除了写乡村之景、物、人，辛弃疾亦有气势沉雄、音韵铿锵的词作，字里行间，隐隐激荡刀剑铮鸣之音。辛弃疾半生坚持北伐，反对南宋“偏安”，不被朝廷信任，而不得不敛志隐居于赣地乡间。曾在江西担任安抚使的他，在上饶带湖修筑了庄园，与家人闲居于此。带湖的湖光山影间留下了他的身影，想必也留下了他壮志难酬的喟叹。
1188年，大雪飘飞，山林染白，呵气成雾，辛弃疾与陈亮大步走进铅山县鹅湖山北麓的鹅湖书院，两人腰间的佩剑发出清脆的撞击声，热血在身体里奔涌，他们为抗金复国的壮志而来。在寂静的书院里，两人促膝而谈，握杯而歌，悲怀而叹，“长歌相答，极论世事”，痛快淋漓地抒发一腔抗金复国的壮志，和大业难以实施的悲愤。他们苦等十天，朱熹没有应约而来，两人只得遗憾作别。
次日，走在归途的辛弃疾，内心忽然翻涌起如滔如浪的一腔情绪，不禁调转脚步追赶陈亮。追至鹭鸶林中，雪淤污泥深，他颓然驻足。内心积郁难消的辛弃疾，独自到方村饮酒，夜深人醉之际，忽听得一脉清亮的笛音穿透沉沉夜色。这清音催动他的满腹愁绪，遂提笔写下《贺新郎·把酒长亭说》：“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一腔滚烫的英雄泪，随笛音抛洒。
小小的鹅湖书院，发生过两次足以载入史册的“英豪之会”。另一次发生在距此13年前。
1175年初夏，鹅湖书院一改平日的幽寂，院墙外树影依稀的山道上，走来衣袂飘飘的身影，他们是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继他们而来的，还有一群前来观战的当地学者、士人、官员。明代郑以伟在《游鹅湖及诸洞记》一文谈及这次聚会，“会者百人。云雾聚，一何盛也”。辩论的召集人是吕祖谦，意在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
“论及教人”，朱熹秉持“格物致知”的观点，主张多读书，多观察事物，穷尽事物之理，趋近真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求抵真知。而陆九龄、陆九渊两兄弟，坚持从“心即理”出发，认为首要的是体认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内观自心，去除心之尘蔽，就可以通晓事理，养心神最为重要……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辩论虽然没有实现“会归于一”，却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越过800余年时光，已经定格在历史册页上的这场“鹅湖之会”，双方为自认的真理而辩的慷慨陈词已消散风中，但辩论所散发的理性光芒至今照彻后世学人。
鹅湖书院几毁几建，看过意气风发，看过慷慨悲歌，仿佛一个沉静的老者伫立在原地，任时光飞渡。至今，书院内还保留明、清两代的十余块古碑，记录着关于书院的历历往事、点点片段。缓步行走在书院深处，浏览墙壁上描画的《鹅湖论辩》一幕，先哲们树立起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身影，依然感召着后人。
中国历史上有书院7000余座，仅江西一省就有千余座，书院文化构成其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一脉。
萌芽于唐，蓬勃于宋、明、清三朝的书院文化，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有图景，涵盖哲学、教育、历史、地理、经济、管理、文学、美学、伦理学、建筑、文物、图书馆学等众多学科，之中积淀有中华文化与传统精髓。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因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此讲学并制定了办学条规与宗旨而知名，与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且被誉为“中国第一书院”。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唐，初为唐代诗人李渤兄弟隐修读书之地。南唐时期，李氏朝廷在白鹿洞建立学馆，称之为“庐山国学”。北宋理学盛行，“庐山国学”改名“白鹿洞书院”。朱熹为南康（今九江庐山市）郡守时，重建院宇，在此讲学。书院鼎盛时，来此学习的生员达数百人，朱熹严格按照孔孟的儒家教育规范办学，拟定《白鹿洞规》《白鹿洞书院教条》，清晰诠释了他所主张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教育思想，将节义、信诺、求真务实的理念植入一代代文人志士的精神骨骼中。
有着尊儒重教传统的赣人，家国情怀深厚，遇挫折险境，却又多选择安适自处隐居山野，以修身正心为要，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久居赣地的辛弃疾，亦“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寄情山水又心系家国的他们，坚韧自守，心中坦荡，形成了特有的精神面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