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裴睒

　　有一段时间，社交网络很流行给用户推荐“网上看房”，各路vlog里，有小到离谱的“蜗居”，也有传说中每平方米均价几十万的大豪宅，网上的各路看客们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我也点进去，偶尔也会想象自己住进视频里的房子，会过什么样的生活呢？不管是蜗居还是豪宅，乡村或者城市，国内或者国外，扎根一方天地，寻求一方安宁，始终是群居的人类追求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我们通常称之为：生活。 

　　我也曾在小于十五平方米的公租房里住过。我不仅给墙刷了橘色和蓝色的漆，安放了床、两张桌子和一个收纳梳妆两用的鞋柜，还养了一只长着委屈脸的小猫。为了拓展猫的活动范围，我把门廊“纳入”猫的领地，每天和它在走廊上玩球。那样很小很挤的生活，我也用心地过着。一如吉井忍给我们展示的八平方米却丰富多彩的生活。 

　　人与城的现实差距有多大，城与人的心就可以有多自由。生活不止八平方米，减去了房租的负担的生活，反而空出了很多“在海参崴喝咖啡”的时间。吉井忍的生活经济学是这样的：为房子花的钱少，意味着每月不需要工作太久，可以空出很多时间去看美术展和电影，甚至可以打工攒钱去海参崴，也不会觉得浪费了那小小的东京蜗居；因为没有浴室，于是健身房或者“钱汤”（公共浴场）去得特别勤；因为没有冰箱和厨房，不会浪费时间囤积或浪费食物…… 

　　吉井忍写道：“但大城市的好处也很多，那就是它的多功能性和宽容性，它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人生观以及精神上的自由度。”在她的笔下，东京如此庞大，虽然让有些理想主义者心力交瘁，但又让多少失意人得以容身。这里能够容纳她这样离婚保持写作的女人在“终电”（东京地铁最后一班）后去“新文艺坐”看一晚独立电影，也能容纳和陌生女人在洗衣房吐露自己在大雨中逃出来的老太太、拍出寂静海参崴的大男子主义摄影师、在异国他乡卖荞麦面的女老板、年纪大的建筑工人……甚至只是——在东京租一个只有八平方米的房间。 

　　吉井忍十分享受在东京城区这八平方米房间内的生活。因为喜欢《谷根千》杂志而迷恋东京下町风情，却发现那里已经在观光化的过程中失去了部分生活基础设施；代表日本传统文化又濒临消失的“钱汤”，为了保障无浴室的居民的每日使用，在疫情期间还得以开张；每周安排好自己的垃圾回收日，因为房间太小只好把垃圾袋挂在空中或者买防臭垃圾袋，错过了就要再和垃圾共处一周……她也会像许多日本人一样，在傍晚演奏日本传统乐器“三味线”，在深夜边打字边聆听电台广播节目，用收音机听日本传统曲艺“落语”。吉井忍说自己从小就喜欢一个人玩，玩法无穷，只是父母担心，所以让她尽量去外面找朋友玩，因此“住在东京八平米的房间，感觉回到儿时的世界，只是没有了当时的‘背德感’”。 

　　走出房间，吉井忍也在努力描绘日本社会的人间百态和万家灯火。在异国他乡开餐馆的女店主被同胞骗了钱，只好自己默默还债，被喝醉酒的客人叫“外人”假装没听见，有个中年常客看不下去呵斥醉客闭嘴，这个常客也是自由撰稿人，工作内容是撰写风俗类“UC标题党”新闻；因为忍受不了欺负而借机不再回婆家的传统杂煮店女老板，会给客人坦然讲自己的故事，也会提醒女性吃东西还是慢一点、矜持一点；因为怜悯在屋檐下抽烟的超市女员工“很不好看”，因此邀请她们去自己店里不用消费也可以抽烟的契茶店老板大泽，拒绝了她们再带另外两个人的请求，理由是善待别人的同时也需要有界限感……吉井忍轻轻勾勒着东京老一辈市井街头的热心与体面，也以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着日本工薪阶层——应酬、加班、群体协调、职场性别歧视、因为疫情导致的变化。她说：“是的，成为一个普通人多难！” 

　　而能够心无旁骛地好好享受这种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因此，吉井忍从中国回到日本，写出了《东京八平米》。该书是离异的她“被连根拔起的野草搬回日本”下的情绪稳定，是在温柔回应有人第一次对狭小房间笑眯眯肯定“那真好”下的隐晦鼓励，是她偷偷回之前的小区看自己留在那里的书、器皿和杂物突然觉得很没意思的顿悟——“东西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幸福”。 

　　吉井忍在给中国读者写信时说：“人生比较大的局面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而往往是被选择。诚恳地面对眼前的变化，是很重要的。”是的，此处心安，即是吾乡；斯是陋室，也值得直挂云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不止于低潮和困窘，不止于那仅仅“八平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