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丽宏

　　长篇散文《小虫子》，是庞余亮作品《小先生》的前传。在这部颇具童话味道的书里，作家记叙了小主人公“老害”与各种虫子斗智斗勇、相伴成长的童年故事。 

　　自19世纪中期法国作家法布尔的《昆虫记》问世后，“昆虫”，反复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它们似乎跟童年叠印起来，成为永恒的主题。 

　　谁没有童年呢？谁的童年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昆虫记》呢？ 

　　儿童的心灵原初而天真，看世界的角度单纯而真诚，那些毫无功利的事物，在他们却是难得的“宝物”。虫子们，因此成为一种化解苦日子的催化剂。20世纪70年代，在四面环水的小村庄，小虫子是怪孩子老害的“玩伴、敌人、玩具、食物和零花钱”，是慰藉他孤单心灵的糖果。这个常被父母忽略的笨孩子，被装在老竹篮里送人却没有送出去，童年里充满了歧视、饥饿、乏味和幽暗；幸好，无处不在的小虫子来到他生命中，于苦涩日常里穿插布局，让童年有了滋味和光彩，似一种“爱和恩情”，最终助他长出飞起来的“翅膀”。 

　　那些入书的小虫子：蜜蜂，蜻蜓，鼻涕虫，尺蠖，袋蛾，蝼蛄，天牛，萤火虫，棉铃虫，丽绿刺蛾……每一只都能牵引出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描出一个家庭乃至一座村庄粗野、窘迫、挣扎而又单纯善良的心理纹路，让读者凝泪重拾人生中最珍贵的成长光阴。 

　　老害通过自我虚构的“虫子”童话，找到了生活中的快乐和诗意。比如，《蜜蜂与怪孩子》，写老害舔吮蜂肚里米粒大的“蜜蜂蛋”，被蜂刺蜇得满嘴肿胀。那疼中的甜，却成为记忆里最芬芳的甜。《有关袋蛾的科学实验》，写老害看到天才裁缝袋蛾的技艺，便捉来一只袋蛾，让它在自己眼皮底下织一件彩色嫁衣。他捡来糖纸，一番苦心拾掇，又剪成碎屑撒在玻璃瓶里，袋蛾真的“做成了一件世界上最美丽的新嫁衣”，这个充满童趣的“实验”，见证着一颗诗性心灵。《蝴蝶草帽》一文，老害戴上父亲那顶半新的草帽，“像一朵金草帽做的云，飘过了一个个金草帽样的草房子”，而“触须像卷起的铁丝样”的蓝蝴蝶“合上翅膀停在路边的花上，像一叶蓝色的帆，又像合起来的蓝色手掌，它在招手，它在等他”，最终吸引他抵达了满是绚烂蝴蝶的河滩。为追赶被风掀跑的金草帽，他惊飞了脚边的蝴蝶，纷纷扬扬像踩碎的花瓣。这童话般的世界，在一个贫苦、自卑的孩子那里，何尝不是一种美的抚慰？ 

　　这些朝夕相伴的小虫子，让孩子的小宇宙充满神奇；时间也慢下来，凝成一个个有趣瞬间，一个不能被数学和物理所衡量的、出神入化的天地。黑星天牛“孙大圣”咬破了老害的嘴唇，也咬断自己一根长翎，低下了高傲的头；“宰相和尚”蛐蛐，即将到手，却被一只脸盆大的蟾蜍抢了先机；“火车蜈蚣”在夜晚给他带来激情飞驶的梦想；拥有“蚂蚱王”的草地黄昏，是多么奇特的黄昏…… 

　　作家在对小虫子的书写中，还承载了中国式的传统伦理和亲情。生活的贫穷和疲累耗尽了大人心中的温情，父亲、母亲、六指爷、老穷叔……那“冒不出明火的浓烟一样呛人的暴躁脾气”，给孩子带来难以忍受的家庭暴力。但在《火车蜈蚣》一文中，历来惧怕蜈蚣和蛇的母亲，为满足儿子对蜈蚣的好奇，竟容许他将其养在玻璃瓶里，导致自己噩梦连连。为避免蜈蚣对孩子的伤害，母亲要求父亲斩断蜈蚣头部的毒钳。当儿子真的被蜈蚣伤害后，她用碱水帮儿子清洗，并安慰儿子，向他保证“全村的公鸡多替他打了一次鸣”。《鸭虱子和笨河蚌》一文，写老害竭尽力气为家人捞河蚌，虽被鸭虱子咬得遍身刺痒，也倍感自豪。因为他觉得自己能为家里做事了。“捞河蚌”过程中，他感悟到“你吃河蚌，鸭虱子吃你，世界就是一张嘴而已”；但河蚌中确实有珍珠的，宛如那些细小的、珍贵的爱，埋藏在不经意的“灰尘”之下。 

　　从小虫子那里，老害认识着世界，生活有苦有痛，但不变的是澄澈的品性和对家人、对生活的谦卑感恩。他敏感地捕捉着父母的一点点爱意，当母亲第一次在外人面前“护”着他说话，当他第一次看到筛米的母亲白发苍苍而号啕大哭，引来母亲的粲然一笑，那是最富中国化的爱之场景。 

　　同法国作家法布尔10卷本的《昆虫记》相比，庞余亮的《小虫子》既继承了其广阔的悲悯心和思想性，写出人与虫子共生互照的情谊；又借小虫子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将一颗自然生长的爱心，捧在读者面前。 

　　诗意与温情，如夏夜萤火般，悄然照亮了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