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嘉欣

　　村民盛某某这个月积善1分、积信1分、积勤1分、积俭1分、积美5分、积学5分，总共积分14分，相当于14元钱，可兑换牙膏、肥皂、食盐等……在新余市渝水区良山镇白沙村，每户都有一本“道德积分存折”，这种“以分促德”的方式，让德治成为一把衡量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成效的“无形之尺”，起到了以正面激励培育文明之风的良好效果，其思路和做法值得借鉴。

　　做好事应不应该得到奖励和回报？孔子的回答是：应该要！春秋时期，鲁国有一条法律：鲁人在外沦为奴隶的，有人把他们赎出来，国家可以报销赎金。孔子的学生子贡赎回了一个鲁国人，但因为自己比较富有，所以没有去报销。孔子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认为，子贡树立的道德标准太高了，普通人难以做到，反而会伤害到大家做好事的积极性。后来，孔子的另一名学生子路救起一个落水者，那个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的人了。举这样的例子，并非提倡人们做好事都要图回报，而是提醒人们充分认识到正面激励对塑造公共道德的积极作用。

　　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做了好事，如果一直得不到正面评价或激励，很容易失去继续做好事的动力；有的人做了好事，却发现善行换来的是恶报，如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诈等，不仅会打消行为主体助人为乐的意愿，更可能降低整个社会对公共道德的心理预期。从这个角度来看，正面激励既是对行为主体履行道德义务的奖励，也是帮助行为主体实现对道德权利的获得。因此，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不能单方面地强调对违背公序良俗行为进行刚性约束，还应该对崇德向善行为进行褒奖和激励，既让行为主体有获得感，更让群众有榜样可感可学，从而调动全社会实施文明行为的积极性。比如，对于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索要高价彩礼等陋习，一味地通过行政手段禁止，很可能事倍功半。通过引导群众共同参与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并对简办红白喜事、“低彩礼”“零彩礼”等破旧立新行为进行精神和物质双重奖励，有利于营造良好氛围，促进人们观念更新，让文明新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更加注重发挥道德激励的功能，把规范约束与社会激励紧密结合起来，必定能激发人们行善积德的行为动机，让公民道德建设取得理想的效果。

　　道德无价，德者有得。新余市通过“道德积分”将村民的德行善举量化，让有德者脱颖而出，并给予精神褒奖和物质鼓励，如对市、县、乡评议出来的“好人”给予免费体检、旅游景点免门票等礼遇优待，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形成较大的舆论压力和精神动力，既帮助了农村群众明是非、辨善恶、知荣辱，也使矛盾纠纷多发等一系列乡村治理难题迎刃而解。实践证明，倡导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美德善行，完善激励机制，褒奖善行义举，就能形成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正向效应。

　　一个人做了好事不留名、不图利，当然是值得提倡的高尚行为，但褒奖好人好事也不意味着道德行为就会变味，因为做好事本身就是对的，它能够唤醒人们的自省意识，在社会上形成向上向善的良性循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思想境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但只要个体行为对社会有益、对集体有益、对维护他人合法权利有益，就应该受到鼓励。近年来，不少地方采取了“道德积分”这样的创新举措，通过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奖励，实现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调动了公民崇德向善的积极性，养成了公民的道德自觉。新时代，只要我们坚持在精神层面对好人好事进行大力褒奖和典型宣传，同时使物质奖励的标准与额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相适应，重品行、讲道德、守规矩必定会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