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炜

　　两度高考落榜的乡村青年张英才站在人生的岔道口，焦急地等待着乡村教育站万站长带给他命运的拯救。万站长是张英才的亲舅舅，半个月后，他将会把仅有的两个代课名额，一个给他的亲外甥张英才，另一个给他初恋情人的儿子蓝飞。

　　故事由此展开。《天行者》是作家刘醒龙的代表作之一，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小说以20世纪后半叶的乡村教育境况为背景，对基层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进行思考和观照，为当代乡村民办教师群体画像。故事以深山中的界岭小学为空间载体，人物形象不多，关系也不复杂。全篇以界岭小学的三位民办教师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为主要叙事中心，以三次转正机会为线索，传达作者对人生、人性、时代的理解。可以说，界岭小学是中国乡村小学的缩影，发生在界岭小学的所有喜乐悲伤，也许正在时代版图上任意一所乡村学校上演。

　　张英才被分去了界岭小学，成为一名乡村民办教师。他体味着乡村教育的现状，也感受着界岭小学“刘关张”的生活困境：老好人余校长既要照顾瘫痪妻子，又承担着十几个寄宿学生的吃住管理；节俭至极的副校长邓有米，将转正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清高孤傲的教导主任孙四海，与丈夫瘫痪的王小兰苦恋多年，最终以悲剧收场。他们活得卑微艰难，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不时暴露各自的人性弱点和心理暗疾，既有民间英雄的道德光辉，也有普通人的鼠肚鸡肠。文中叙事细节丰富，如界岭小学独特的升国旗仪式，孙四海的笛声，断弦的凤凰琴，王小兰炒油盐饭，孙四海种茯苓……这些唯美的精神意象和艰难中的乡土浪漫给人深刻的心灵震撼。

　　20世纪后半叶，民办教师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凭借心中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和热爱支撑着当时乡村教育的半边天。同时他们又是非常特殊的，以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等为代表的几代民办教师身上具有民办教师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围绕转正，他们内心的挣扎、人性的考验、生活的悲剧性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万站长因不光彩的转正背负沉重的精神枷锁，蓝飞因不正当的转正受到了包括母亲在内的群体蔑视，余校长和孙四海、邓有米三个界岭小学“元老”也只有到了转正时才会爆发真正的“勾心斗角”，而明爱芬则为转正疯魔进而失去了一切。

　　转正，成了这所乡村学校民办教师的内心执念，也是他们灵魂的试金石。戏剧性的是，书中的三次转正机会，无一不是从开始的摩拳擦掌到最后的拱手相让，况味深深。而一次次与转正失之交臂的“刘关张”终于发现，如果没有同时的三个指标，他们仨谁都做不到狠心丢下别人自己转正，由此，他们从最初狂热的转正心态变成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共识。

　　脚踏泥泞，却心比金坚。多年的患难与共，早已情同手足。当来之不易的转正名额到来时，他们割舍不下身边的同事，一次次把机会让给年轻人。物质上的贫困者，却是精神上的富有者。正是这样逆境中的高贵让人动容，在全书疼痛苍凉的底色上增添了情感的暖色。

　　故事的最后，结局并不完美，依然有各种痛苦和无奈。生命充满遗憾，有时候越想得到的东西，越是难以获得。时代的潮流汹涌而来，转型期的阵痛之下，命运的沉浮身不由己。好在希望还在，村霸被拉下来了，余校长终于转正了，张英才又回到界岭。

　　想起书中多处提到的“界岭小学之‘毒’”。是什么东西能让人中毒呢？之前张英才告别界岭去教育学院读书时，万站长说过的一番话或可作解：“想说界岭小学……总是让人放心不下……你要小心，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而命运的谶语再次出现，走出了大山的张英才又回到了界岭，这样的选择同他起初迫切地想离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命运的齿轮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转动。

　　难得有这样一部小说为乡村教育发展的历史作证，为乡村民办教师画像，作为不容忘记的群体，那些心怀大义的人都中了“界岭小学之‘毒’”，他们俯首在人间正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