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照中华文明的宏阔与幽深
□ 张晓飞
如果要从《大春秋》中提炼代表其文本气质和精神特点的句子,作者李舫所说的“文学的书写在历史的深处,更在岁月的留白处”也许最为恰切。
《大春秋》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品,是李舫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全书分为三辑,由23首诗词出发,分别探寻“士”“脉”“道”,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明清,在恢宏浩荡的山川天地与磅礴丰沛的人文胜迹中,秉烛探幽,带领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亲近传统与文化之美。
全书以“士”开篇,选取了扬雄、嵇康、陈子昂、韩愈、苏轼、李贽、王夫之等千古名士,带领读者跟随先贤的身影与脚步在纸上跋涉,穿越动荡不安或大颠覆大变革的时代,在一场场精神漫游中经受灵魂被洗礼的痛苦与愉悦,获得一种身处喧嚣而凝神静听的能力,一种身处繁杂而自在悠远的心境,从而领悟自我和外界相处的智慧。在艺术笔法上,作家对前人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究与深切关怀,使文本获得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直抵读者心底。
最使我印象深刻的篇章是《一蓑烟雨任平生》。文中讲到21世纪初法国巴黎《世界报》整理了从公元1000年影响到2000年的12位世界重要人物,苏轼是入选“千年英雄”的唯一中国人,联合国评出的100位影响世界的名人中,苏东坡也榜上有名。他短短64岁的生命历程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宋朝是中国文明的一座高峰,自在豪放、旷达洒脱的苏东坡是站在山巅远眺星云的人,他对于生活经验与生命感受的把握与领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令人心驰而欣悦的飘忽一瞬。而他“无意为书家”的作品,情在胸中,意在笔下,心手相畅,酣畅淋漓,澄澈烂漫。他的为民为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超越了他的时代,亦超迈国界和种族,直到千年之后的今天,仍将向更悠远处久久传承。
在“脉”的篇章中,作家的笔在中华大地上纵横,东西交融、南北碰撞,为我们依次点燃这片深情大地上的农耕、游牧、商业繁荣的烛火。书中写到激越浪漫的沧桑仰韶,丰饶从容的呼伦贝尔,荣耀与传奇的长安、成都、杭州,华丽转身的凉山、壤塘,七彩的雄鸡之眸吉林,奏响当下时代大国之脉的律动,坚实昂扬,奔腾不息。这一篇章中,《能不忆江南》把最浓重的笔墨泼洒在江南杭州。“脉”整个篇章立足当下,叙述准心深扎于现实,对于土地上所遭遇的创伤亦不回避,构成了可贵的时代印记。烛光在亘古辽阔的大国之脉点亮,照见时光深处的事,照亮大地之上的人,构筑起我们共同生活的当下,也使我们一再坚定而谦卑地意识到:世界很大,存在远方。
全书的最后一辑是“道”。作家以细腻笔法,孜孜矻矻,奔突以求,使时间在浑厚丰饶的大地上舒展开巨大的羽翼,在波澜与洪流冲刷的废墟或被繁华与喧嚣掩盖的凌乱中,小心吹净岁月的尘埃,认真爬梳与拂拭这个民族的理想和坚守、信念与光辉。书中大到思想碰撞、学术争鸣,小到办学、浙西边境开化钱江源的一张纸,每个篇章继承着历史文化散文的磅礴敦厚、凝重质实,又温柔细腻、包容俊爽,当先贤与祖辈的足音远逝,智慧与浪漫依然在读者心中徜徉回荡着。
时间长河中,我们原本以为熟稔于心的许多大事件、大变革、大结局,翻开这本《大春秋》,才惊觉它们只是藏在历史缝隙中的某一个小细节。而我们可贵的精神气质与民族传统,实则是由惯常宏大叙事的背景之下这许许多多为读者所忽视的小细节连缀而成。历史文化散文的独特文本价值,是使那些早已枯萎数百年数千年的思想与精神之花,无声安放回历史长河的清波中,还原其温度、湿度、阳光、雨露,使其在如镜的水面上再度绽放。
春秋,是历经变革与沧桑的先贤与祖辈在一次又一次不得不直面无常与跌宕,对各自人格与性情持续塑形而走过的浩荡历史。文人铮骨,志士浩气,在漫长的岁月中,凝成一股沉静而动人的深情,五味杂陈,慰藉人心。纵使许多遭遇离散与孤绝的悲情命运的时刻,我们也不难看到文艺正是那条虽曲折却清晰坚定的小路,汇通着一颗颗苦楚而伟大的心灵,交织起苦痛、隐忍、苍凉又相濡以沫的情怀,化为历史的风尘,应运而生出人间的深情。“大春秋”,这三个字里包含的实在太多太多,是一种记录与远忆,更是一种领悟与觉醒,落实于这本书中细致的文本呈现,在历史学未曾所及之处,让过往尘烟的细节变得更加丰盈,恰是文学的可贵,使我们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部分,说到底,就是人的顽强与坚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与勇气。
合上这本厚书,像走出一场大梦。品读先贤用亲历的命运起伏构筑起饱实的生命经验的这些日子里,我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在默默生长,有一种感激也在默默生长。立文之道,唯字与义。陆机在《文赋》中所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境界,《大春秋》呈现了。
《大春秋》点亮文明之火,传承给我们这一代人,烛照着一个民族苦度长夜的勇气和信念,烛照着中华文明的宏阔与幽深,使我们永不迷失。
打开文人画卷
□ 程应峰
卜寿珊的《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从探索宋末到元代文人艺术风格的转变开始,着眼于社会阶层对文人画家风格形成的影响,阐述了文人画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的成因。该书以苏轼始董其昌终。苏轼及其文人圈提出了“士人画”的理论,得到了后世文人的普遍接受。至元代,有所改变,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直到明末,董其昌及其友人们确立了文人画传统。
文人画在北宋产生之时,并非是一种鲜明的绘画风格,而是士大夫阶层对自身创作活动的一种认同和期许,并以此和那些职业画家划清界限。之后,经过南宋、元、明,文人画的概念不断变化发展,文人画与院画、画师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微妙。
文人画家作为一个特定的群体出现在宋代,是由创作者的个人修养以及其所处环境决定的。正如近代学者陈师曾所言:“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在卜寿珊看来:“中国绘画具有道德象征意义的主题,绘画品味偏好水墨或清淡着色以及在画上题写诗文。”
从北宋开始,文人画的风格、流派虽然一直在变,但文人的内在品质却是一以贯之的。士之一族,早在周代就已经从农工商中分离而成特定群体。作者认为,中国文人的传统身份既然是固定的,其抱持的价值观也就相对稳固,重儒、入禅、宗经、求正,这些思想内化为文人的集体品质,通过文人领袖的言论传播,影响了中国文人画的发展路径。
苏轼说作品要有“士气”,黄庭坚说“凡书画当观韵”,燕肃以“天机”为艺术源泉,米芾讲作画要“意趣高古”,赵孟頫说作画要“贵有古意”,汤垕讲赏画要“先观天真,次观笔意”,倪瓒只愿“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祝允明珍视画中“生意”……到了明代,吴门画派与浙派、南北宗的对峙,更加显示文人画取得了主导地位。
文人画的产生基于苏轼的思考。作为诗坛领袖、著名书法家的苏轼,天赋异禀,喜好结交朋友,他的人格也深远影响着他的朋友们,比如文同、李公麟、王诜,在热衷绘画创作和评论的文人群体中,他是核心人物。就绘画技巧而论,文同、李公麟和米芾也许比苏轼更胜一筹,然而苏轼的声望,使得其他文人迅速接受了文人绘画,并使文人画成为整个文人文化的一部分,与诗歌和书法密不可分。苏轼写意画中的枯木怪石呈现的瘦硬,正是梅尧臣和黄庭坚诗中被人赞赏的东西。苏轼对于绘画的形似与技巧的态度见于一名联: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苏轼曾在儿子苏过的《竹石图》上题诗:“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苏轼提出了“写真”和“传神”的观点。能“写真”,说明熟悉;要“传神”,除了深入的认知,还得有“天赋匠心”,有“活水”般的灵性,足以涌泉而出。
苏轼注重作品中的“士气”,而不是它的风格主题。在苏轼看来,画是像诗那样的艺术,应当作为闲暇时的一种自我抒发的方式。苏轼以为,君子应当知晓世间各方面的学问,才能够摹写这个世界。人有“士气”,才堪称上君子。所谓君子,不能仅仅是个画家,还应该是个学者或者诗人,又或者是个书法家。君子不为盈利而作画,苏轼笔下的文同就有这样的表现,当有人拿着缣素向文同求画时,文同反应激烈:“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此为袜’。”
作者认为,古往今来,绘画都是依据传统源头而为之,或者是依据传统进而打破、颠覆传统。在这里,打破、颠覆传统其实是追溯真正的传统。绘画创作的观念问题,需要后来者不断地溯源,反思当下。一如宋代中期,米芾之子米友仁称绘画为“心画”。所谓心画,一定是由心而生的。这无疑是对中国绘画意境的精要描述,文人画家作画,画笔实时灵性地运转正是画家的身体在自由地延伸。
本书纵横开阖,明暗相照,剥茧抽丝,有中国画的生成原境,有广阔而宏大的历史场景,笔触有细腻、思辨、穿透的特点,清晰呈现了中国文人画生发、演变与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
于多元中寻求共识
□ 诸纪红
在历史的星空中,司马光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辰,光芒穿越了千年,照亮了我们探寻北宋政治与文化的道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的《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一书,正是对这位政治家、史学家深入探索的力作。它不仅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更让我们领略到了司马光那宽容与执拗交织的复杂性格。
翻开这部著作,立即被作者细腻的笔触带入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我们见证了司马光从一位青涩的少年才俊,逐步成长为北宋政坛的中流砥柱。在政治漩涡中,他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以智慧与决断引领着北宋的政治走向。
其中,司马光与王安石的较量更是扣人心弦,体现了两种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的碰撞。在这场较量中,司马光展现了他独特的士人风范——宽容与执拗的和谐统一。
在历史长河中每一个闪耀的瞬间背后,都隐藏着无数复杂而深刻的人性光辉与矛盾冲突,而这些光辉与冲突正是构成历史独特魅力的重要元素之一。宽容,是司马光政治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深知政治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他总是去倾听各方的声音,努力寻求共识与和谐。这种宽容不仅体现在他对待政治对手的态度上,更深深地烙印在他治国理政的每一个环节。正是这份宽容,让他能够化解矛盾与纷争,为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奠定基础。
然而,司马光的宽容并非无原则的妥协。在面对与自己政治理念相悖的势力时,他展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执拗精神。这种执拗,源于他对国家利益的深切关怀和对政治理念的坚定信守。他宛如一座巍峨的山峰,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政治立场。这种执拗,正是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责任与担当的集中体现。
作者以精湛的笔触和深入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司马光性格中的宽容与执拗对北宋政治走向的深远影响。该书不仅还原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司马光形象,更让我们通过这一历史人物,窥见了北宋政治生态的微妙变化和时代精神的演进,从中我们既感受到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与决断,也领略到了他作为史学家的深邃与卓识。
作者还从司马光的成长经历入手,深入探讨了其性格形成的深层原因。全书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家庭、师友以及时代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司马光性格的塑造作用。正是这些因素的交织,共同铸就了司马光独特的人格魅力。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历史学习资源,也为我们理解历史和人性提供了启示。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置身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亲身感受着历史的厚重与沧桑变化,深刻理解了在那个群星闪耀的北宋,司马光这一历史人物的重要性与价值所在,同时也更加珍惜当下社会的开放包容的美好与不易。
在信笺中寻找历史的痕迹
□ 黄伟兴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仇春霞的《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是一本以“书信”为切入点的通俗历史性读物。翻阅百余封宋人往来的书信,仿佛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作者以书信的方式讲述历史中的宋人,笔触翔实而细致,生动地揭示文人墨客的内心世界,带我们回到个人与时代交相辉映的历史现场。
从书名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叙述对象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全书分为请战、为官、治学、通人情、了生死五个部分,收录了宋代范仲淹、司马光、黄庭坚、欧阳修等60余位宋人,围绕《边事帖》《彬父帖》《安道帖》《谈笑措置帖》等120余封传世书信,呈现出一幅千人千面的风雅宋人群像。通过宋人的书信,为读者生动呈现了宋人书信中的人生百态及其背后的政坛风云、文坛轶事。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宋朝外患内忧相扰,边陲战事频繁,朝堂纷争不休。看罢,便知范仲淹为何会在《岳阳楼记》中写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番的怅然之感。对于范仲淹,书中除了展现他年过半百勇赴战场,竭力推进庆历新政的形象,还有他书信里宽博内敛的笔法。仔细端详,便觉见字如面,一个高大、实诚的形象由此显现出来。此刻,会有一种与历史人物拉近了距离的感觉。虽说宋朝重文轻武,但并没有“谈笑有鸿儒”那般轻松。书信涉及宋人们在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也有对家人的关切,朋友同事之间的互助……这些看似日常化的交流,实则从侧面凸显了他们的不顺意,政治命运颇为坎坷。“通信”是当时主要的沟通交流方式,也是排忧解难的不二法门,反映出古代社会最真实的一面。
此外,每封书信都有原文引用,并且配有直白平实的翻译,非常契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文心雕龙·书记》有言:“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书信除了交流,还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例如《归安丘园帖》是苏轼写给被贬章惇的问候信。苏轼喜欢诗词歌赋,而章惇想实现政治抱负。一封信里,俨然藏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在这些书信中,我们还看到了乐观豁达的范仲淹,一路被贬的苏轼,登上政坛顶峰却逐渐失意的欧阳修以及铁骨铮铮的岳飞。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棱角分明,例如苏轼,人人皆知他文采飞扬,豪放不羁,通过书信,我们便了解到他也有不讨喜的一面,也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他的仕途虽然不顺利,但对于精神生活却丝毫不含糊。通过史料以及作者的解释,读者似乎打开了宋人们的朋友圈,了解到他们在朝堂上和生活中,为人、交友的真实状态,对历史人物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
今天我们用电子设备发邮件、微信消息时,估计很难以雅致的文字来表述事情了,大多数人写信也难以写出那般整齐美观的汉字了。与亲朋好友联系的方式便捷了,距离缩短了,心却不一定近了。所以,那些信笺上典雅婉转的文字书写,显得尤为珍贵。在书中,我们再次感受到那些独特的人文韵味。一封封信帖重现了宋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直观地从文人的字迹中感受到了他们所处的真实时代脉络。
作者仇春霞曾说,写书就是写自己,读史就是照自己。看书中所讲述的人物,观宋朝往事,或许就是在观照未来的自己。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善始善终,但总有人能在波涛中抓住一只行船,避免沉入茫茫大海。或许历史已有定局,但未来仍在前方。《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史料性的历史通俗读物。通过宋人们的信笺,我们看到了宋代的历史痕迹,感受到宋人们“见字如面”的情感。希望未来的我们都能以史为鉴,走出令人赞叹的美妙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