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伯勇
读了长篇小说《长河之灯》，我有精神同道之感。因为书中的人物，其性格情感，其命运，所置身的历史文化河流，与我是相通的；对历史文化心灵的发掘与再认识，我们是相近的。这是一部植根于赣南土地、接通赣南文化河流的蕴藉之作。
作者生于20世纪70年代，可作品内容涵盖了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百年沧桑，可见他是个富有历史意识、在创作中追求历史感和文化底蕴的作家，而且这种“历史意识”与现实主义文学相通，与人性和人文关怀相通。这样的文学之路，不会忽略和遮蔽一些人物“根性”，致使人物光环化虚假化，因而，作者没有对赣南本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及其命运隐而不见，它们恰恰是与今天这块土地生活的人们丝丝相连的。
《长河之灯》力图写出历史进程——历史视野中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的心灵世界，这跟当今继续奋斗的赣南人心息相通，现代赣南人的心灵锻造是离不开这种精神资源的，这就需要良知——对良知的坚守，需要长时间发掘、体察并理解这块土地的变化，需要在新的历史年代作出深沉而厚重的文学表达。
范剑鸣想写出与脚下这块土地及人心联系得更紧、更接地气的作品，《长河之灯》就是他跨出的一步。他克服了年龄的障碍，把笔触伸向岁月的腠理，当然这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顺着家史切入，探知了昨天的乡村和人。他经常接触亲人们或乡亲们所谈到的这百年历史——百年历史变与不变的人心。小说思想艺术的敏感点是与时代的人心、人的情感命运对接，当然也与含辛茹苦的祖先对接。他在诗集《向万物致敬》中写道：“锣鼓之音的变化，八仙灯的阵法/奔流的木排，江边对歌的村妇/风雨中的渡船，沙滩边调皮的鱼群/——永远会有新鲜的记忆/仿佛它们隐藏在岁月中，就为了供给/家宴后的一次次精神会餐/仿佛故乡，每逢佳节/都可以得到更新”（《和父亲说起一些消逝的事物》），他的思绪和意象凝聚着，一部更为宏大的心灵史写作呼之欲出，现在《长河之灯》把这些“沉默的音符”和“隐藏在岁月中”的赣南精灵，进行了伤感哀怜而富有敬意的表达，于是就获得了“更新”的意义。
灯花这个善良坚韧的乡村女人是小说的发现。《长河之灯》所直面的“根”就是善良与坚韧，它是乡土生活和乡村百姓的融汇，是我们生活和人心的潜流，但它又是软弱的。小说叙写了百年世事的沧桑演变、乡村的巨大变迁，始终把住了善良与坚韧是不变之所在。作家的情愫跃然纸上，而不仅仅是一曲乡愁的吟唱。
《长河之灯》在叙写人物时反对套路化的结构，以乡村百姓不息的生命生活追求为主线，展示百年赣南农民所遭逢的历史际遇，以及最内在而隐秘的精神支撑。20世纪30年代，赣南的乡村和人群分为两个阵营，它强化了那个年代赣南客家的姓氏争斗，写出了在两个阵营的名义下，赣南乡村生活这种迁延已久的或现（外在行为）或隐（内在心理）的文化现象，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以灯花为代表的善良坚韧的文化之花更显珍贵。
整部作品都在写“变”，生活场景的变化、人的变化和人心的变化，可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善良和宽容，这些都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或者说，从文化传统中总结的经验，被普通人用来应对动荡变化的世情。换言之，以灯花为代表的乡村人在面对时世的、家庭的、个人的遭遇的时候，他们始终选择并坚持了善良和宽容，把善良和宽容当作家庭和做人处世的底色，这正是他们承担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他们的顽强和坚守由此而来。作品指出家族或家庭一个杰出人物的出现，正是以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作铺垫的，而这部作品就是为后者立传——展现这一幕幕沉默的风景，乡土生存和发展的心灵力量。这是作者的发现，也是作者的呼唤。
我欣赏这个书名。岁月的长河，血脉的长河，灯花既是生命之源，也是精神之灯。灯花是一个缠过小脚，命运曲折的乡村女人，书中所展开的一切都直接或间接与她有关。她的命运就是赣南乡土的命运。灯花既是一个乡村物象，“有财把灯罩轻轻按在灯盏上，火光更加亮堂起来。油灯边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像早逝的母亲，又像是一位姑娘……一朵硕大的灯花在火焰中绽放……”“人们说灯花开有客来，你不在的日子，我一天一天数着日子，剪着灯花……”，也给人以连接传统、寄托希望的想象。何况“后记”这样慨叹：灯花与人世关联，“灯花，成为一种消逝的时光，它与人类的命运相怜相敬”。自然，“灯花”二字附丽着一个作家的诗情，这种诗情是激荡的，也是沉郁的。
灯花及其一家子是作者重点叙写的人物。《长河之灯》浓墨重笔写了灯花一家的建房梦，农民只要稍稍宽裕就想建房，第一是改善生活，第二是体现自己的价值——自己作为家族衍续中的一环做出了光宗耀祖的事业，而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而且“长存”的。这是当事人努力奋斗并让后人铭记的见证。这固然是乡村生活的真实一面，但在作品里，“建房”的漫长过程又是灯花把善良和坚韧贯彻始终的过程，也就是刻画灯花的过程。在灯花内心，她对建房的执着更有着继承先夫的遗愿，更是她美好品质的开花结果。老屋和建房“能像围墙一样，借助水泥，能够坚持着站起来，挺下去”，这不只是物质的建房，而是借建房来传导一种精神价值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