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龙龙

　　近日，四位风格迥异的女性作家王晓莉、阿袁、王芸、俞佩淋在南昌青苑书店展开对谈，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女性、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分享如何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文学映照生活百态

　　家庭、职场、爱情、自我成长……文学如何映照生活百态？

　　作家阿袁结合个人创作表达了对女性生活的思考。伍尔夫说，女人想要写小说，要有一间房，还有一点薪水。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干扰。阿袁的《可能的生活》讲述了三个女性，最初书名叫“阿巴斯甜”，一种人造甜味，意为虚假的甜蜜生活。“为什么叫‘可能的生活’？我觉得女性过得幸福或者不幸福，她都会想象自己的生活，里面有我帮助女性更加积极生活的愿景。”

　　王晓莉认为，女性作家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洞察生活。在《可能的生活》里，阿袁写的是那么一类人，这类人想干点什么，但又不知道干什么，最后随波逐流。书中有个女角色找住所，最后没找到，嚎啕大哭，表面上看，是找不到一间具体的房子，其实是找不到心灵的归宿。

　　王芸分享了对韩江小说的阅读感受。韩江文本里表现出巨大的伤痛，一些丰富的生活细节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是孤独。孤独是许多文学探讨的一个永恒的命题，就像生死一样无法回避，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化解孤独。

　　文学是探索生命可能性的“幽径”

　　那么，女性如何通过写作找到力量呢？

　　“我比较喜欢捕捉那种在生活里意味深长、让人百感交集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密度和重量是大于它本身的，是多个时刻的叠加，牵涉来路和未来。我的每一篇小说，其实是千万种生活可能里的一种或几种，生命广阔、丰富、多元，有很多种形态，我们只能靠自己去拆解。”王芸分享。

　　阿袁谈起王芸的作品《菜园与花树》。菜那么朴实，花那么浪漫，王芸笔下的女性就有这样的两面性，复杂而丰富。“王芸悲悯温柔地写芸芸众生，而我把笔下的人物当自己，毫不留情，有些残酷。一个作家一辈子写很多故事、很多种情感，刻画很多人物，但可能她只写了一个人、一个故事、一种情感，就是自己。”

　　俞佩淋说，女性作家不仅记录了自己的生活，更在探索人性的深度与复杂性。女性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人性的光辉与阴暗，为读者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

　　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演变

　　文学中女性角色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女性角色对现实生活的启示是什么？

　　鲁迅的祥林嫂非常经典，俞佩淋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小说《祝福》用非常短的篇幅，把特定时期的一个女性命运完全呈现出来了。阿袁的《烟花》当年发表时，《长江文艺》还配发了一篇评论《周邶风，寄居在当代高校的祥林嫂？》，书中的周邶风和祥林嫂是不同时代的女性，却十分相似，漂泊没有归属感。但她们有本质上的不同，物质贫乏的祥林嫂最后还是想抗争一下，周邶风衣食无忧却自我放弃了。

　　“周邶风其实是有原型的，来自我一个已经去世的同事，很多细节刻画就是她，她是现实生活的映照。”阿袁解释。王芸的《局部有雨》里有个老头穿了一件黄色的雨衣，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也写了范柳原将穿着绿色雨衣的白流苏比喻成药瓶的片段，二者十分有趣浪漫，生活里这些诗意的部分需要敏锐地捕捉。

　　王芸分享了个人创作心路：“我开始写散文，后来写小说，回避写自己和女性，有一段时间我的小说都是以男性视角来讲述的，等到我的创作经验更加丰富，内在力量更加强大以后，我觉得有能力书写内心，就开始写女性了。女人写女人，其实并不比男人写女人更容易。”她总结，写的女性越多，会发现她们实际上有很多分身，不是作者的分身，是女性的分身。写作者要试图按照人物的性格逻辑、生活逻辑、社会背景来塑造她们。

　　女性的自我成长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是谁？要成为谁，要做怎样的自己？

　　王晓莉认为，女性的自我成长漫长而艰难，但正是通过不断地探索与反思，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文学就是写困境，文学里女性的成长也是作家的成长。很多时候女性洗掉自身定义又重新给自己定义，所以，女性成长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内在的核，像船锚一样，锚住自己，锚住生活。

　　“耶鲁大学女学者朱丽思提出一个观点——精神性身体，强调身体和精神是个内循环，身心相互影响、相亲相爱。因此，不要有道德愧疚感，修行身体也好，修行精神也好，没有关系，成为自己就可以了。”这是阿袁的回答。

　　俞佩淋则提出，不必拘泥在性别的框架里面去看待自己。很多话题包括孤独，其实男性也有，是所有人类需要面对的。“我们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不断地去找到自己、面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