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吉姆

　　进入《民谣》的情境注定是个慢热的过程。初读《民谣》，或许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叙述者如数家珍，而你心不在焉。作者认为，记忆中的村庄生活本身就是散乱的。为了更贴近村庄生活的真实，描摹一个少年在成长中的观察与思考，作者选择了较为散乱的叙述策略。这也是他找到了写这部小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果。换句话说，故事是有的，只是作者把故事还给了生活，希望读者跟随“我”的叙述深入记忆与往昔，进行打捞与重构。

　　小说的语言当然是优美的。小说伊始，就是那个张扬的开头：“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紧接着的段落，优美连绵的句子如河水一般流淌。“淘箩在水中晃动，荡漾出夹带尘埃的米水”“小鱼儿吮吸着米水，像蚕儿裁剪桑叶”，这样精确、有生命力，充满内在韵律的句子，在“内篇”中俯拾皆是。仔细品读，你会发现每个比喻都没超出村庄生活的范围，就像虫鱼草木自然生长一般。

　　从一个句子，到一部完整的小说，作者“憋”了二十余年，终在2020年集中抒写完成。整部小说有佳句更有佳章。“内篇”与“杂篇”“外篇”构成的颠覆、对照与互文，能引人生发出对历史、人性的无限幽思。卷一开始于“大雨冲垮了河水的单纯与自由”，到第四卷结束，黄花灿烂、万物生长的春天，生长于斯的少年，如音叉感应并回应着一切。

　　王尧多次强调，小说中的少年不是他，《民谣》也不是他的“自传”。但小说带着浓浓的自传性，这点其实无法否认。其散文集《时代与肖像》里的人物、事件与《民谣》多有重叠之处。合理想象一番，两本书的写作其实是同时进行的，只是王尧当时或许没想过专栏文章会出书，每一篇回忆性散文的写作，能帮助他不断唤醒关于村庄与过去的记忆，保持创作的激情。换个说法就是，《时代与肖像》是为《民谣》做的准备。所不同的是，《时代与肖像》侧重的是“肖像”，写的是回忆里的他们。小说则不同，它要捕捉并呈现的是那个时代的心灵，“他”是让“我”年轻了几十岁，回到重构的村庄，变成“我们中的我”。所以，《民谣》不完全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史，准确地说，它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过往与自我的回望与重塑，是一次“对自我的批判”。

　　当我们沉溺在“内篇”四卷里的诗意里时，不要忘了，“杂篇”里留下的少年心迹或许更接近真实，而若非一些变量产生，这少年还可能成长为写作“外篇”的那个知识分子。“内篇”里说，这个知识分子喜欢迎合，流行什么他就写什么。从“内篇”走向“外篇”，是一个语言逐渐由诗意变得学舌、僵化、无趣，最终异化并走向枯竭的过程。在这个层面上，我能理解为何作家阎连科说，《民谣》“以语言拯救了语言”。

　　《民谣》的叙述者也从过去救赎了自己。这种救赎，让他以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异禀”，创作了一批美好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