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颖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滇敏 实习生 张一朵

　　江西铜鼓人杨本芬60岁开始她的厨房写作，2020年出版的小说《秋园》成了畅销书，这本书写两代普通中国女性生命经验的小书，先在读者中受到认可，继而获得第六届谷雨文学奖等奖项。《秋园》和此后陆续出版的《浮木》《我本芬芳》，被媒体称为“女性三部曲”。她坚持写作的动力在哪，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年过八旬的她还在写吗……记者带着很多疑问，敲开了杨本芬的家门——

　　文学是人学，是镜与灯，读者在这里映照自身，又在这里触摸生命。杨本芬的创作小而沉，是细腻的生命歌哭，满是肉搏的痛感和真情。并非只有海洋才值得书写，溪流也自有它的澎湃和迷人。

　　想写而写

　　六十来岁，在南京带外孙女的杨本芬开始尝试一件从未干过的事：写作。创作在一间四平方米、褒着热汤的厨房里进行，高凳为桌，矮凳为椅。创作的初衷是为了写出她母亲——小说中的秋园——的一生，她是当回忆录来写的。

　　完稿后，书稿在女儿章红手中好几年，没有出版的机会。2009年，章红开始在天涯论坛“闲闲书话”栏目更新妈妈的文章。开始，有论坛的网友留言说，普通人的生活没有人愿意看。渐渐地，认同的声音多了起来。画家虫虫在下面跟帖，“底层叙述的声音很珍贵”，也是虫虫牵线，促成了乐府创始人涂志刚与《秋园》的出版合作。

　　彼时，南昌人涂志刚的品牌尚在草创期，只出版过几本书。之后他签下了杨本芬这个无人知晓的素人作者，首印数为5000册。章红介绍道：“涂志刚认为《秋园》有可能卖20万册。这个判断成真了，两年时间，《秋园》已经卖到25万册，销售数字还在增长。”出版人涂志刚不认为“杨奶奶”是素人作者：“我本质上是签下了一个作家的书，只是这个作家从前没出过书。”这是一个出版人和写作者相互成全的故事。

　　一本畅销25万册的小书，把这个在四平方米厨房里写作的老人推进了“女性作家”的行列。《秋园》先后获得豆瓣2020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第二名、第六届谷雨文学奖等12项奖项。

　　《秋园》书写母亲，《浮木》让一家人在纸上团聚，《我本芬芳》勇敢地刀刃向内，书写婚姻。如果说，最初的写作是对母亲在这世间痕迹近乎本能的捕捉，那么她后来的写作则属于有意识地从个人延展向社会，去触碰乡间普通人的生活，继之又从个体生存经验转向婚姻生活本质这一纵深。《我本芬芳》有着欧亨利式的辛辣结尾：“她终于知道，这六十年的婚姻——大家眼中的钻石婚——的确也是固若金汤的婚姻，只有她和他没能获得幸福。她有她的伤痛，他有他的伤痛……他们本该相爱的。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从第一篇在文学期刊发表的短篇小说《乡间生死》，到今天的《秋园》《浮木》《我本芬芳》，杨本芬真诚细腻的写作在万千读者中激起回响。她自己依然无法坦然面对“作家”这个称谓。“我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采访中，她笑容里的羞涩闪过，“我怎么就是作家了呢？”

　　相识多年，涂志刚眼里的杨本芬“淳朴，有天真之气，并且这种天真之气会透过她的文本传达出来”。

　　太想读书了

　　83岁的杨本芬还记得自己17岁离家外出求学那一天。100里的山路，母亲送了10多里，一直送到白山坳，站在山坡上一棵松树下对自己不住地招手。

　　裹过脚的母亲几乎咬碎了牙，将二女儿杨本芬送进了学校，但求学梦却终是落了空。在岳阳工业学校，杨本芬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吃苦、肯学、每个学年拿头名。三年后，学校停办，杨本芬茫然四顾。

　　只身抵达宜春火车站时，她身上只剩一角六分钱，花八分钱给妈妈和弟弟写了信，八分钱买了碗糯米稀饭。到底是蹦蹦跳跳的年轻女孩，带着股初生牛犊的憨劲儿，一脸无畏地扎进了衣食无着的生活。

　　她还是想读书。打听到当地有个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分校，她立刻跑去。招生时间已过，在她的极力恳求下，老师考核了她，并告知在这里念书可要吃得了苦。她连连点头，只要能上学，吃苦算什么！她选了师范班，美滋滋地计划着毕业以后可以当个老师，挣钱帮妈妈养家。然而，一年后，她无奈地下放农村。

　　遇到章医生，这段一见钟情的仓促婚姻改变了她一生的行路轨迹。但即便是20岁无奈嫁人、赌气般剪掉两条油亮的齐腰大辫子的那一刻，她对丈夫的要求依然有这么一条：送自己去读书。

　　“我太想读书了呀，一辈子都想读书，没机会啊。”因为做了妈妈，杨本芬的读书梦就此终结。此后，她在灶台、孩子、生计间奔走逾半世纪，直到2020年6月《秋园》出版。

　　她的身上保留着人性的丰富、真诚、温厚与冲突。她在自己的婚姻里奔走63年，从不讳言婚姻的遗憾，也不止一次地告诉周围人：“爷爷没看过我写的《秋园》噢，给他看他也不要看”，但爱并未停歇。“读者们都说老章是‘渣男’，可怎么会呢？他是一个好医生、好爸爸……”女儿章红记得，爸爸离世时，妈妈不停地亲吻爸爸的额头，“我们甚至担心她会被感染”。

　　她把无法展平的遗憾和生活的钝痛，写进了书里。

　　母女

　　“你怎么不能是作家呢！当一个人为自己而写，写作就开始了，她就是一个作家。何况现在你都出版了三本书呢。”女儿章红是出版人和儿童文学作家，她是杨本芬的精神对话者，也是她作品的第一读者和第一编辑。

　　她的主卧里有张小沙发，紧挨着床。“每次回家，我就坐在小沙发里，妈妈斜倚在床边，我们就一直聊天。”章红说，“妈妈总爱说‘我们来说下话’。”这个生活场景出现了太多次，以至于章红离开南昌回到常居地南京时，杨本芬在电话中说：“我有时候看见沙发，还是会觉得你坐在那儿，跟我说话。”

　　章红说，每次离开南昌都是一个“关卡”。回程的路需要穿过小区大型露天体育场。杨本芬腿不好，但必定坚持送到体育场门口。章红走在空旷的体育场里，走几步便一回头，跟妈妈挥一挥手，到后面其实已几乎看不清妈妈的身影，也还是对着那个方向挥手，直至转弯，不可能再看见彼此，“我知道她一定在那儿。”章红说，“我知道她依依不舍，但我还是得离开，我总归要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啊。”

　　在写作上，杨本芬说：“我女儿那关太难过了！她太严厉了，我要写得很好了才会给她看。”

　　“女儿是母亲最严苛的批评者。”章红说，她知道妈妈非常了不起，但还是会对她心存批评，“我身上有妈妈的影子，当我在她身上看到我一直想要克服的东西，就会审视她，想要改变她。我想这是我的问题。真正的爱是不要求改变对方的，何况妈妈成长的时代与我完全不一样……”

　　路口

　　春日的南昌，阳光渐暖，穿堂煦风里，一只遛弯的小狗脱缰般穿过楼栋。杨本芬南昌的居所，就在这座安静的大院里。穿过走廊上楼，鸟鸣声、狗吠声、老人谈天的细碎声，一并被关在了屋外。几间房门都静悄悄地开着，偶尔有快递员敲门，地板上清晰传来白狗毛毛有节奏的打呼声。南向有日光洒进窗台，北向的屋子里，洁净的蓝色床单铺在那儿。“爷爷走了，我一下子走不出来。我们开着门，觉得他好像一直都还在那。”

　　“爷爷”章医生今年初离开，这是她人生的另一个路口。至此，时间、生死皆坦荡。

　　家人眼里，特别爱笑的她不太笑了。“妈妈、哥哥、老章都走了，我在这世间还能有多少欲求念想呢？”她熟稔地取来不远处章医生的照片，五六寸大小，镶嵌在洁净的木头相框中，一尘不染。

　　她爱美了一辈子，如今每每看到镜中迟暮的自己，会忍不住给自己做心理暗示：“83……我83岁了，丑是应该的。”她念着数字的可爱模样让在场的年轻女孩笑出声来。

　　需要抵抗的，还有衰老和时间。身体的不自由限制着书写，她的左眼做了白内障手术，双腿膝盖术后恢复慢，无法久坐，每日伏案不能超过3小时。于是只好分时间段写作，上午、下午、晚上分开写。她在书桌上打开平板电脑，坐着写会儿，沙发上仰着写会儿，靠在床上写会儿。

　　写作成了生活里的光亮。“我写三部曲，当时只是因为喜欢写，现在回过头看，觉得值得写。”如今，第四本书早已交稿，年内将出版。她已经为第五本书伏案了两三个月，这是一本婚姻主题的书，灵感来自小区68岁的女邻居。杨本芬说，从前写得快，一气呵成，而手头在写的故事，慢，总也不满意，常感笔头阻塞，“我怎么处理人物的下流话呢？那真的太脏啦。”这是她当下写作中直接的苦恼。在涂志刚看来，杨本芬在最近三年的创作里完成了从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转变，“她开始表达其他女性身上的‘勇’，书写在她面前打开的世界，这是职业作家的工作方式。”

　　杨本芬83岁了，没有放下笔，溪流的澎湃自有回响。